“我不明白您说的‘就在我鼻子底下’是什么意思。有天晚上快关门的时侯，她和她丈夫来了。当然，她带着相机——这只是件小事而已。”

    “并设法单独待在这里？”

    “我反对‘设法’这个字眼。这——这只是碰巧。我出去倒茶，在这过程中——”

    “她单独待在这儿多长时间？”

    “最多两三分钟。当我回来时她坐在我的办公桌旁。这就是我所指的。这个小淘气戴着我的眼镜，举着个大厚本。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她喜欢拿我寻开心。我承认我被吓了一跳——仅仅是本能地——当我看到她拿的就是这个笔记本时，但紧接着我就看见她是倒着拿的。”

    “聪明！她没能及时离开。而那个有半打特殊感光胶卷的相机已经拍到了最后几页，就在她身边！”

    “那个孩子？”

    “是的。她已经二十七岁，从圣彼得堡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成功地骗过许多人。马上打电话给苏格兰场，问一下彼德尔侦探能否前来。”

    经理急促地呼吸着。

    “打电话叫警察将会毁了这个地方——信誉将荡然无存。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不能这么做。”

    “那么教授肯定会的。”

    “在您来之前，我打电话给目前唯一在城里的董事，把事情告诉了他。可能现在他已经到了。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去董事会议室看看。”

    他们去了上面那层，卡莱尔先生中途加入。

    “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经理说。

    正在和大堂守门人就土地价值的话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帕金森走了过来。

    “对不起，先生，”他报告说，“我没买到任何‘鲁伯’。那地方看起来关门了。”

    “真遗憾，卡莱尔先生很想要呢。”

    “请您跟我来好吗？”经理再度出现。

    在董事会议室，他们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出于责任感他听从经理的请求前来，仿佛是希望被人忽略般坐在这个空房间远处的角落里。他看起来软弱无助，而他自己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真是件令人心痛的事，先生们，”他以值得信赖的口吻低声说，“我被告知您建议给苏格兰场打电话。对一个取决于公众绝对信任的机构来说，这是个毁灭性的建议。”

    “这是唯一的办法。”卡拉多斯回答。

    “卡拉多斯先生以办理疑难案件著称，您就不能用更好的方法处理这个问题吗？”

    “这不可能。大规模的调查必须展开，每个港口都要被监视，这是警察才能做的。”他在下一句稍稍加重了语气，“而我能让警察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做。”

    “您会这么做的，卡拉多斯先生。”

    卡拉多斯鼓励地微笑。他很清楚什么是他所提供的服务的巨大吸引力。

    “这就是我的位置，”他说明，“迄今为止我的工作只是作为业余人士参与破案。以这种身份我避免了一两起犯罪，纠正了一个偶然的冤案，不时为我专业的朋友路易斯·卡莱尔提供一点服务，但没有任何理由让我无偿为一个商业公司服务。对我提供的任何信息我要求收取费用，一点儿象征性的费用，比方说，一百英镑。”

    看起来董事对人性的信念仿佛遭到了打击。

    “一百英镑对于这样一个小公司来说是笔很大的费用，卡拉多斯先生。”他痛苦地说。

    “而且，那不包括在卡莱尔先生的专业收费里。”卡拉多斯补充道。

    “那笔费用是根据任何具体义务的履行来定的吗？”经理问。

    “我不介意将我取得的信息作为条件——包括可以让您和警察采取行动的一张窃贼的照片及其描述。”

    两人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