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所估计的那样在府第里。”

    “我担心你这话是说对了，”总监说，“现在，杜邦，给我出个主意吧，我该怎么办？”

    “把府第再彻底地检查一遍。”

    “绝对用不着，”戈总监回答，“我比肯定我在呼吸还更肯定，那信不在府里。”

    “那我就给你提不出更好的主意了，”杜邦说，“对那信的准确描写你当然是有的吧？”

    “啊，当然！”说到这儿总监取出了一本备忘录，开始谈起那遗失的信的特征——内容上的，尤其是外形上的。说完后他就走掉了，情绪比我以往任何时候见到那位善良的先生时都低落。

    大约一个月以后，他又来看我们了。他来时我俩的情况跟上次差不多完全一样。他接过一个烟斗坐下，开始了寒暄。最后，我说道：

    “嗯，戈总监，那封被盗的信怎么样了？我估计你最后是认定没有谁能斗过那位大臣了。”

    “该死，我说，确实如此。不过，我按照杜邦的建议又查了一遍，可仍然徒劳无功——我早就估计到了。”“你说过，给你的报酬是多少？”杜邦问。“数目非常大，极其大方。准确数字我不说，但是我愿意指出一点，谁如果能为我找到那封信，我可以私人签给他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事实是，那信一天比一天更重要了，报酬最近还翻了番。但是，即使翻到三倍，我也无法超越已经作过的努力。”

    “啊，是的，”杜邦一边吸着海泡石烟斗吐着烟雾，一边拖长了声音说，“我的确以为你在这事上还没有尽到你的最大努力。你还可以干得更多，我觉得，是吧？”

    “怎么做？还能有什么办法？”

    “怎么——噗，噗——在这个问题上你能够——噗，噗——听听别人意见的，对吧？你还记得人家讲的关于阿本内迪的故事吧？”

    “不记得，让阿本内迪上绞架去！”

    “好的，让他上绞架去，欢迎。但是，从前有一个有钱的守财奴，他想靠旁敲侧击从阿本内迪那儿套出一个治疗方案，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几个朋友之间开始了一番私人谈话。他对那位内科医生把自己的病描写成了一个他杜撰的人的病。

    “‘如果我们设想，’守财奴说，‘他的病情是这样的，那么，医生，你会给他开些什么药呢？’

    “‘多听听意见，肯定是。’阿本内迪说。”

    “但是，”总监有几分烦躁了，“意见我是完全愿意听的，也愿意付报酬。谁要能在这事上帮我一把，我真愿给他五万法郎。”

    “那么，”杜邦说着打开抽屉取出一个支票簿，“你可以给我写上你所说的数目。你签上字，我就把那封信给你。”

    我惊得目瞪口呆。总监绝对像是遭了雷击，他一动不动，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他大张着嘴，难以置信地望着我的朋友，眼球似乎要从眼眶里蹦出来。略为平静之后，他抓起笔，又是几度踌躇，几番茫然地张望，然后才在支票上填了五万法郎，签上名，隔着桌子递给了杜邦。杜邦接过支票仔细看过，放进皮夹，然后打开一个文具盒，从中取出一封信，递给了总监。那位官员满脸悲喜交集，双手颤抖着打开了信，只匆匆瞥了一眼，便连跑带趔趄来到门口，不顾一切礼仪跑出了房间，跑出了大楼。从杜邦要求他填支票起，他自始至终没说一个字。

    他走掉之后我的朋友开始解释。

    “按他们自己那一套看，”他说，“巴黎警察是非常干练的。他们有韧劲，有头脑，有计谋，对于似乎是职务主要要求的知识烂熟于心。这样，在戈总监向我们详细介绍他们对德大臣家府第的搜查方式时，我完全相信他的调查是满意的——在工夫所到之处。”

    “在工夫所到之处？”我说。

    “对，”杜邦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