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是在造访赫伯特家之后才来到他弟弟的家，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的失踪。假设谋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弃置尸体。但问题是没有人看见他走进那间房子，即使他曾经进入过，那也应该是从与书房——和主卧室有一定距离的独立小屋——相通的那道后门进去的。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弟弟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避开别人的耳目去丢置尸体。因为没人看到他进入那间屋子，也没有人知道他去过那里——如果他真的去过。很显然，那间屋子始终没有人搜查过。其实，如果有证据证明这名男子曾活着离开赫伯特家，或者在他到那儿时他佩戴着圣甲虫宝饰，那么情况则对伯林汉父女非常不利——父亲涉案，女儿自然也逃脱不了干系。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失踪者是活着离开赫伯特家的。若他真的没有离开，那么，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不管你如何推理，最终一定会钻进死角。”

    “真是虎头蛇尾的解析。”桑戴克评价道。

    “我知道你会这样说，”里维斯说，“那么你又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或许也有很多种推论，但其中只有一种是真的。可是我们又该怎样判定呢？我想，我们只能进一步研究当事人的财务状况或利益纠纷，不然我们不会有任何线索。”

    “这点，”桑戴克说，“我真是完全反对。事实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十分丰富的线索。你认为我们无法判定究竟哪一种推论是真实的，但我认为，假如你认真、仔细地阅读过那些相关报道的话，你一定会有所发现，所有的事实都清楚地指向一种推论，而且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或许那并不是真实的案情，但我也不这样认为。不过，我们一直都在针对案情作出理论性的推测，并且我坚定地认为我们手上的资料足够作出结论。你说呢，拜克里？”

    “哦，我认为我现在应该回去了，晚上6点我还有一个诊疗会议。”我尴尬地说。

    “那好，”桑戴克说，“希望我们没有耽误你的工作，那个可怜的巴纳此刻应该还在希腊小岛上采红醋栗呢！记得一定要来看我们。你可以在下班的时候来，不要担心会打扰我们，我们一般在晚上8点之后就不怎么忙了。”

    对于桑戴克的热情邀请我深感亲切。于是我便离开他的办公室，沿着中殿巷和河堤区向家的方向走去；虽然这不是通往菲特巷的直线路径，但是刚才的谈话让我对伯林汉一家产生了很强的好奇心，也刺激了我的推理神经。

    听过他们的分析和推论，我发现这个案子的阴谋意味突然变得很浓重。失踪者约翰·伯林汉先生有可能是被那两位可敬的先生谋杀的——我并不否定这种可能。从那两人赤裸裸的、充满愤怒的谈话中不难看出，他们能够让邪恶的念头轻而易举地进入心中——仅仅只差一步，就能变成具体的怀疑。我的头脑因为他们的话变得活跃起来：这起案子谜团重重。

    紧接着，我的思绪突然从问题的本身游离到了那位迷人的女孩身上。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她，但在我眼里那是多么迷人，且令人难忘啊！

    此时我想起了里维斯说的一句话：如果父亲涉案，那么女儿也逃脱不了干系。这种说法让人恐惧，虽然这只是猜测，却令我非常反感，我很惊讶于自己的这种感觉。然而，我无法否定记忆中浮现出的那个穿着黑袍的灰暗的身影，的确带着一丝神秘、悲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