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话接线员。由这些职业的人所提供的证词，应该是很可信的。

    所有这些人都一致说，罪犯说话的方式非常沉着，从声音判断，年龄应该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

    在对多摩农协的第四次威胁案件中，接听罪犯电话的是府中燃气西部营业所所长的妻子（当时三十五岁）。她对调查人员所作的证词是这样的：“当我回答‘我家门前没有什么绿色的箱子’时，罪犯好像非常生气，大吼道：‘你在胡说什么，不就在你们那儿吗？你这样说的话，你家里会有大麻烦的。’可是，罪犯在说了那话以后，足足有三分钟时间没挂电话，在等待我的回答。照理说，打这种恐吓电话的人，在碰到什么突发情况时，像那个罪犯那样大吼大叫是很正常的。可是那个罪犯好像是想通过这样做，来观察对方会有什么反应。这种举动可不是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做得到的。应该是个更成熟、更老练的男人。”

    在第二次对多摩农协的恐吓案件中，接听罪犯电话的府中市政府东部办事处职员（当时二十七岁），在看到了刊登在报纸上的罪犯合成通缉照片以后，甚至拿着那报纸这样责问过调查人员：“我每天在办事处要接到很多人打来的电话，因此我单凭听一个人的声音便能判断他的年龄。罪犯决不会是照片上这样的小流氓。依靠这种照片是抓不到罪犯的。我听那声音就知道，一定是个三十岁以上的男人。”

    可是，根据罪犯在第一现场和逃跑途中被目击到的证词判断，罪犯应该是个二十刚出头的男子，和电话中那个男人留给人们的印象完全不同。其形象就是被政府办事处职员所抨击的“合成通缉照片上的男子”。

    这些证词可以明显表明，三亿日元抢劫案是多名罪犯所为。

    此外，其他还有一些很有力的情报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调查工作的进行，罪犯在案发前所作的侦察等行动和案发后逃跑路线逐渐明朗起来。这则情报是关于罪犯的侦察行动的。

    案发当日早上九点左右，离日本信托大约五十米远的一家米店的老板，见到一名年龄在三十至三十五岁左右的男子站在他米店前面。当时这名男子虽然被雨淋得湿透了，但却没有撑伞。穿着黑色雨衣和橡胶制长筒靴。据米店老板回忆，这名男子在米店门口站了足足有十分钟，其间始终在朝日本信托方向张望。

    虽然后来才明白这人也是罪犯之一，但在案件刚刚发生时，警方根据押送运钞车的银行职员的证词，将重点放在调查“年龄在十八至二十六岁，高鼻梁、白皮肤的男子”上，因此米店老板的证词被完全忽略了。

    而且，案发当日早上六点左右，在第三现场看到摩托车的大学生，也看到了穿着黑雨衣、没有撑伞的男人，并证实说，那男人的年龄看上去在“三十至四十岁左右”。

    此外，罪犯在逃跑途中差点和本多父子的汽车相撞，当时本多父子听到了雷声，可是根据雷声得出的当时时间与罪犯逃跑所用的时间发生矛盾，因此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两名罪犯在同一时刻驾驶着两辆汽车在行驶。这我在第一章也已经指出过了。

    此外还有一些更细小的例子，也可以证明罪犯是好几个人。比如说罪犯将绿色皇冠轿车从车库偷出来时，并没有发动引擎，而是用手推出来的，因此在车库门口留下了一大一小两个脚印。而住在第三现场附近的主妇，在案发当日早上六点左右，听到屋外有好几个人在说话等等。

    此外，在多摩农协恐吓案件发生时，警方还接到住在府中市白丝台的一名木匠报案，说有人打电话勒索他。对方在电话里说如果他不给钱的话就要绑架他的孩子。据那名木匠说，当时他听到电话里有两个人正在商量什么的声音。这也成了证明罪犯是好几个人的证据之一。

    根据这些事实，特搜本部认为，这起抢劫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