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九点我们被释放。

    释放前，一位医生在海湾医院帮我做了检查，两位巡警全程站在十英尺之外。医生洗净我的伤口，给我消炎药以防进一步感染。X光显示我的肩胛骨有明显裂缝，但未完全断裂。他帮我换上新的绷带，给我一个吊腕带，告诉我至少三个月不要玩足球。

    我问他肩胛骨裂了加上去年我跟杰瑞·格林打斗左手受了伤。综合起来会有什么后果，他检查我的手。

    “麻木？”

    “完全麻木。”我说。

    “手部神经受损。”

    “是。”我说。

    他点头。“嗯，不用锯掉手臂。”

    “谢啦。”

    他透过小小、冰冷的眼睛看我。“你在缩短你的寿命，你会少活很多年，肯奇先生。”

    “我开始意识到了。”

    “你计划有一天生小孩吗？”

    “是啊。”我说。

    “现在立刻开始，”他告诉我，“你也许能活着看到他们大学毕业。”

    我们走下警局门口台阶，查斯维克说：“这回你们惹错人了。”

    “还用说。”安琪说。

    “不但没有库辛或克里夫顿替他工作的记录，而且你们告诉我你们搭的飞机？那天早上九点到中午之间唯一从罗根机场起飞的私人飞机是一架赛斯纳，不是湾流，而且是去俄亥俄州德通市。”

    “怎么才能让整座机场闭嘴？”安琪说。

    “还不是随便什么机场呢，”查斯维克说，“罗根机场有全国最严密、最受好评的安全系统。特雷弗·斯通的影响力大到可以绕过它。”

    “可恨。”我说。

    我们停在查斯维克租的礼车前面。司机打开车门，但查斯维克摇摇头，转身面对我们。

    “跟我一起回去？”

    我摇头，立刻后悔。军乐队还在里面练习。

    “我们在这儿还有几件未了的事情要处理，”安琪说，“我们也必须先想好怎样对付特雷弗才回去。”

    “要听我的建议吗？”查斯维克把公文包扔进豪华轿车后座。

    “当然。”

    “离他远点。待在这里等他死。也许他会放过你们。”

    “办不到。”安琪说。

    “我猜到你们不肯罢休。”查斯维克叹口气。“我以前听过一个关于特雷弗·斯通的故事。只是传闻。小道消息。不管怎样，据说70年代初有一个工会组织者在萨尔瓦多煽动工人，威胁到特雷弗·斯通的香蕉、菠萝和咖啡利益。于是，根据传闻，特雷弗打了几通电话。有一天，在一间他的咖啡加工厂，工人筛拣一桶咖啡豆时发现一只脚。接着一只手臂。接着一个头。”

    “工会组织者。”安琪说。

    “不，”查斯维克说，“是工会组织者的6岁女儿。”

    “老天。”我说。

    查斯维克心不在焉地拍拍车顶，瞭望昏黄的街道。“工会组织者和他太太始终没有找到。他们变成当地‘失踪人口’之一。从此再也没人在特雷弗·斯通的工厂谈罢工。”

    我们握手，他钻进豪华轿车。

    “最后一件事。”他在司机关上车门前说。

    我们趋前。

    “前天晚上小偷光顾哈姆林与科尔办公室。偷光所有办公设备。我听说传真机和复印机脏货很值钱。”

    “大概吧。”安琪同意。

    “但愿如此。因为这些贼为了拿他们要的东西杀了埃弗瑞特·哈姆林。”

    我们沉默站着，看他进了桥车，车子悄悄爬上大街，然后右转驶向快速道路。

    安琪握住我的手。“我很遗憾，”她轻声说，“为了埃弗瑞特，为了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