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主机舱，留下他们玩他们的指针和转矩，构思有趣的办法让我们屁滚尿流和呜咽啜泣。

    机舱看起来也比我的公寓大，但也许我只是被荣华富贵冲昏了头。

    机舱内有一个酒吧，有一台钢琴，后面还有三张单人床。厕所附带淋浴间。地上铺了厚厚软软的淡紫色地毯。六张皮沙发椅分散左右两边，两张前面有樱桃木桌子钉在地板上。每张椅子都可以向后倒，像坐卧两用的躺椅。

    五张椅子是空的。第六张赫然坐着格雷厄姆·克里夫顿，别号不倒翁。我甚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轿车。他面对我们坐着，膝上摆了一本皮面笔记本，笔记本上有一支盖好盖子的自来水笔。

    “克里夫顿先生，”我说，“我不知道你要跟我们一道去。”

    “斯通先生认为到了南边你们可能用得上帮手。我非常熟悉佛罗里达海湾沿岸。”

    “我们通常不需要帮手。”安琪说，在他对面坐下。

    他耸肩。“斯通先生坚持。”

    我拿起我的椅子操纵台上的电话。“那让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改变斯通先生的心意。”

    他压住我的手，把电话推回操纵台。这么小的个子，力气倒是很大。

    “斯通先生决定的事从来不改变。”他说。

    我搜索他的细小黑眼珠，只看到我自己的倒影对我眨眼。

    我们于下午一点降落坦帕国际机场，在轮胎无声无息触地、毫无颠簸地滑上跑道之前，我已感觉到空气中黏答答的热气。吉米机长和赫伯副驾驶也许像一对耍宝的蠢蛋，也许他们在其他一切生活层面真的是活宝，但从他们在起飞、降落和维吉尼亚上空遇到一点乱流时驾驭飞机的表现来看，我猜他们可以在台风天降落一架DC-10在铅笔尖上。

    我对佛罗里达的第一个印象除了热，就是绿。坦帕国际机场像从一片红树林中央蹦出来的，放眼望去到处是绿，深深浅浅浓淡不一的绿—红树林叶子的墨绿，树干的潮湿灰绿，绿草如茵的小斜坡镶在进出机场的坡道边缘，鲜艳的蓝绿色有轨电车穿梭在航站之间，像从电影《银翼杀手》中冒出来的，如果这部片子改由沃特·迪斯尼导演的话。

    然后我的视线移向天空，发现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蓝色，在弧状的白珊瑚快速道路衬托下如此浓郁明亮，我差点发誓是画上去的。当我们眯起眼睛抵挡从电车窗子涌进来的光线时，我心里想，粉彩，自从1980年代中叶的夜总会布景之后，我还没见过这么多咄咄逼人的粉彩。

    还有湿度。我的天。下飞机时我吸进一口湿气，像一块热海绵在我胸膛穿破一个洞，钻进我的肺。早上离开波士顿时，温度在华氏三十五度左右，经过漫长冬季，感觉十分温暖。这里肯定有八十度，也许更高，而且湿度像湿答答、毛茸茸的毯子盖在身上，似乎又将温度提高了二十度。

    “我非戒烟不可。”我们抵达航空站时安琪说。

    “或戒掉呼吸，”我说，“二选一。”

    特雷弗派了车子来接我们，当然。那是一辆挂佐治亚州车牌的米黄色四门凌志，由青面的南方替身担任驾驶。他身材高瘦，年龄在50岁和90岁之间。他的名字是库辛先生，我有一个感觉，他这辈子除了姓从来没有被叫过名。可能连他父母都叫他库辛先生。在滚烫的白色热气中，他穿一套黑色西装，戴一顶司机帽，但他替安琪和我开车门的时候，他的皮肤比爽身粉还干。“午安，珍纳洛小姐，肯奇先生。欢迎来到坦帕市。”

    “午安。”我们说。

    他关上车门，我们坐在冷气里，他绕到车子另一边，替不倒翁打开前面乘客座的门。库辛先生在司机座坐下，递给不倒翁三个信封，不倒翁留下一个，把另两个递给我们。

    “你们的旅馆房间钥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