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制图师”这一分类，这并没有使我十分惊讶。我去查了市中心兰德·麦克纳利商场的电话，兰德·麦克纳利现在是最大的地图公司，我拨过去询问是否有人能帮我解答一下关于制图师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一个人接过电话，我问是否有专门制作地图的组织，他说有，叫“美国制图师协会”，还给了我一个电话。随后我问他是否知道一个叫埃伦·科尼尔的制图师，他说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拨通了那个电话，一个老人用颤抖的声音回答我：是的，他是美国制图师协会的会员，有四十四年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有六十四年了。我问他是否知道一个叫埃伦·科尼尔的制图师，一九三八年毕业于加州大学。

    “科尼尔，科尼尔，”他念叨着，“这名字有点熟……真的，但我想不起来。等一下，年轻人。”

    年轻人，我笑了。这笑容让埃伯哈特大为光火。此时他已挂了电话，再次看着我。

    老人回来了。“是的，是的他说，我想起这个名字了。埃伦·科尼尔·布朗。”

    “什么？”

    “她婚后的名字。布朗。她的丈夫叫伦道夫·布朗。”

    “也是个制图师？”

    “当然，他很有名气。”

    “好的，先生。你知道她还健在吗？”

    “呃，健在？当然。至少今年她付了会员费。”

    “你能告诉我她住在哪儿吗？”

    “不，不行。保密信息。”

    “她住在海湾地区吗？”

    “很抱歉，年轻人。”

    “那你能给我一个她的联系电话吗？”

    “为什么？你想做什么？”

    我是个自由撰稿人，正在写关于制图学的文章，重点写女性制图师——这回答让他很满意，于是给了我电话。没有区号，应该是本地的。从号码的前三位看，像是半岛地区——圣布鲁诺、密尔布莱或是伯林甘姆。

    我刚挂电话，埃伯哈特说话了：“迪卡尔布出去了，一点之前不会回来。我会再打给他。”

    “谢谢，埃伯。”

    “他妈的奴隶，这就是我在这儿干的事情。记口信，打电话，打报告。我他妈的是你的秘书。”

    “你要是穿上裙子看起来会很糟糕。”我说。

    “可笑。”他说。

    “谁会要一个腿毛很多的秘书？”

    “你可真滑稽，”他说，“看到我笑的样子了吗？”

    我拨了埃伦·科尼尔·布朗的号码。一个女人接了电话，声音听上去很老，但并不像制图师协会的那个老人那样颤抖。她说她正是埃伦·科尼尔·布朗。我告诉她我是如何得到她的电话号码的，并且问她是否于一九三八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她说是的。我询问是否可以采访她，以帮助我做一个关于她过去的项目——我并非故意要撒谎，只是让她觉得我对她的制图史感兴趣。她并不多疑，马上答应了，问我今天下午两点钟怎么样。我说好，她便给了我密尔布莱山的红山脊路上的住址。就这样，我轻易地得到了她的地址信息。事情有时候就是如此，意外的简单。

    但不经常发生。

    喝完咖啡，我准备出发。“我去吃点午饭，”我对埃伯哈特说，“一块儿吗？”

    “不，我现在不饿。”

    “早饭吃晚了？”

    “没有，只是不饿。你干吗不找凯莉一起吃？”

    “今天中午她有个饭局。”

    “大客户，嗯？”

    “应该是。”

    “我希望她不会喝醉了把意大利面条倒在人家头上。”

    我没答理他。

    “这是那晚她干出的恶心事儿。”他说。

    “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