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地接着说道：

    “根据起诉书及检察官的冒头陈述第三部分关于杀人事实之三所说，因为在丸秀运输店前被害人托被告说‘如果回金田镇请用车载着我’，所以，被告推定这是被害人要把自己与良子私奔的事告诉自己的父亲或良子母亲，从而坚定了要杀害被害人的决心。但初子去金田镇的目的并不是在于要告状，而是在于要访问该证人大村吾一。我打算要立证的就是这一点。”

    谷木审判长以怀疑的目光看着菊地。因为在他看来，立证内容并不是象菊地冗长的说明那样重要。

    一般来说，不是关系到案件的核心问题，象大村吾一这样的老人是不希望由于辩护人的反问，而把自己的私生活公诸于众的。

    “检察官的意见如何？”谷本审判长问。他问这话的语气倒可以说是含有着期待检察官有足够理由驳回菊地这一立证要求。冈部检察官一边笑着一边站起来，说道：

    “辩护人对这个证人期望着有如此重大的隐瞒的事实，这是令人感到意外的，不过，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同意根据你的意思进行讯问。我希望不要再为了别的目的而喋喋不休地谈个不停。”

    菊地辩护人很显然是意识到旁听席、特别是新闻记者席的存在的。因此，他的发言也是考虑到时间问题的。

    这天法庭是准时开庭。大村吾一是站到证人台上的第一个证人。冈部检察官的主问按预定时间三十分钟结束。所以，此时是十点四十五分。作为对法院审判的报道，如果比这个时间晚，那么，就不能见晚报。

    因为没有第一公审时的那种惊人的情况，所以，这个报道也只是作为地方版的头条新闻。在东京的报纸上，也只是在社会栏里的一角登那么一小块报道。

    在辩护人的反问中得出意想不到的事实，在没有能力收集证据的日本律师中是很少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已多次指出过。也正因为如此，菊地律师以大村老人为线索所采取的这一招，很可能会引起特别是关心审判的读者的注意。

    当然，案件的审判如何，应当靠在法庭上的争论才是正确的，而顾虑舆论则是邪道。但是，菊地认为：在贯穿着当事者主义的新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财力贫乏的律师要想跟检察厅一方进行对等地争论，就不能不择手段。

    最近普遍存在这种倾向：辩护人在进行辩论时，比起审判官来更注意着旁听席的反映。这就是所谓“向后的辩论”。尤其是在公案案件的法庭上，出现了一种好象是辩护人和被告人在开演讲会的气氛，也是常有的事，并不稀罕。这些情况虽然引起了有心人的颦蹙，但多数人则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内阁对舆论宣传也采取低姿势，国民虽然不知道法务大臣和最高审判长的名字，但会从菊地写的畅销书中知道使被告无罪释放的律师的名字。——这种现象也是有的。菊地由于在书中宣称松川案件的审判长的判决是“经得起国民批评的判决”而博得喝彩。

    菊地凭经验所知：审判是一件严厉的事情。在他当审判官的时代，认为这些批评、风潮是可憎的。但自从改行当律师过了三年之后，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律师的地位是多么软弱。

    仅仅是正确漂亮的辩护是不够的。首先必须要了解审判该案的审判长的情况。审判长也是人，所以，判决也有他个人的偏向。熟悉这一情况使辩护导致他形成对己有利的心证，是辩护律师在法庭辩论技艺之一。

    对于检察官和辩护人的意见充耳不闻，好爱根据自己一个人的判断的、陈腐的权威主义的职业审判官，辩护律师必须想办法使之放弃其强硬主张。即使所提出的材料充分，在方法上有时还必须灵活，见机行事。

    冈部检察官对菊地的这一战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所说的“除此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