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施皮尔曼用手指敲了敲桌子，“完全是另一码事。”我们正和他一起坐在淡绿色的医务人员休息室里。

    “以后怎么样？”德博拉问，他飞快地看了她一眼。

    “你是在开玩笑？”他说，“根本没有以后。从身体的角度来说，除了维持他的生命外已经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从智力的角度嘛，”他伸出双手，手掌朝下，重重地放到桌上，“虽说我不是精神病专家，但我可以肯定他的大脑已经一片空白，他永远不会再有片刻的清醒。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给他注射麻醉剂，让他到死也不会知道自己是谁，而为了他好，我们都应该希望他早点儿死。”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是一块非常漂亮的劳力士，“要耽搁我很久吗？我今天值班。”

    “他的血液里有没有药品残留？”德博拉问。

    施皮尔曼哼了一声：“残留？真见鬼，那家伙的血液就像鸡尾酒。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什么药都有的情况，全都是为了让他保持清醒，同时又让他的身体感觉不到疼痛，免得一个个截肢手术要了他的命。”

    “切口处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问他。

    “那家伙受过训练，”施皮尔曼说，“手术精湛，世界上任何一所医学院都能教会他这些。”他舒了口气，脸上闪过一丝歉意的笑容，“有些伤口已经愈合。”

    “大概是什么时间范围？”德博拉问。

    施皮尔曼耸了耸肩。“从开始到结束，四到六个星期，”他说，“他至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整个截肢过程，一次一部分。我实在想象不出比这更可怕的事。”

    “他是在镜子前干的，”我说，“好让受害者目睹整个过程。”

    施皮尔曼惊恐万分。“我的上帝啊。”他说。他在那里坐了一分钟，然后说道：“哦，我的上帝。”他摇摇头，又看了一眼他的劳力士表。“我说，我很想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可是这……”他摊开双手，重新放到桌面上，“我真的无法给你们提供太多的帮助，所以我还是给你们节省点儿时间吧。那位先生，呃，切斯尼？”

    “丘特斯基。”德博拉说。

    “对，是这名字。他来过这里，建议我做一个视网膜扫描，然后将结果与弗吉尼亚的某个数据库进行比对，查找出这个人的身份。”他皱着眉头，噘起嘴，“总之，我昨天收到一份传真，上面有受害者的身份。我这就给你们拿来。”他站起身，走进了过道。不一会儿，他拿着一张纸回来了。“就是这个。名字叫曼纽尔·博尔赫斯，祖籍萨尔瓦多，从事进口业务。”他将纸放到德博拉的面前，“我知道这提供不了多少情况，但相信我，只有这些了。看那家伙的样子……”他耸耸肩，“我原来以为会连他是谁都查不出来呢。”

    天花板上的一个喇叭说了句什么，那声音仿佛来自某个电视节目。施皮尔曼侧过头，皱起眉头，说：“我得走了，希望你们能抓住他。”他出了门，消失在过道里，速度快得连他扔在桌上的那张传真纸都飞舞了一下。

    我看了德博拉一眼，得知受害者姓名似乎并没有让她感到特别受鼓舞：“我知道这收获不大。”

    她摇摇头。“如果真是收获不大，那也比没有收获强得多，而这根本算不上是收获。”她望着那份传真，将内容看了一遍，“萨尔瓦多，与一个叫法郎戈的组织有联系。”

    “那是我们这一边，”我说，她抬头望着我，“就是美国支持的这一边，我上网查过。”

    “太棒了，这么说我们刚刚查到了早已掌握的情况。”她站起身，向门口走去，虽说速度没有施皮尔曼大夫那么快，却也让我一直追到停车场门口才赶上她。

    德博拉紧紧咬着牙，默默地开着车。我们一路飙车来到了西北四大街上的那座小屋前，一切就是从这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