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她说，“你怎么就那么了解他？”

    我故意回避这个问题：“他一定会继续待在这里，继续杀人。他一定会让警方瞧瞧他对警察是怎么看的。”

    “那你说说，他是怎么看的。”

    “是不好的看法，”我对她说了实话，“我们把达里尔·厄尔这样一个糊涂虫抓了起来，这是十分愚蠢的。他觉得太逗了。”

    “哈哈。”德博拉说着，并不是在发笑。

    “不过，我们也侮辱了他。我们把他的杰作归功于达里尔·厄尔这样一个缺乏修养、智力低下、土里土气的低能儿，那就好比是对杰克逊·波洛克说连六岁的孩子都能画出他的作品。”

    “杰克逊·波洛克？那个画家？德克斯特，可这个家伙是个杀人狂啊。”

    “德博拉，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他自以为是艺术家。”

    “天哪，这简直是愚昧透顶——”

    “相信我，德博拉。”

    “是呀，我相信你。我干吗不相信你呀？这么说，咱们这位愤怒而滑稽的艺术家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了，对吗？”

    “对，”我说，“他一定会继续干下去，一定会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干。没准儿会干出更大的事来。”

    “你是说，他这次要干掉一个大块头的妓女？”

    “德博拉，我是说下一个谋杀案的规格会更高，构思会更大，效果会更轰动。”

    “哦，效果更轰动。是呀，比如说把受害者活埋了。”

    “赌注加高了，德博拉。我们激怒了他，侮辱了他，这一点肯定会在下一次谋杀案中反映出来。”

    “啊哈，”她说，“怎么个反映法呀？”

    “这我就说不准了。”我承认道。

    “可你肯定会反映出来。”

    “这就对了。”我说。

    “好极了，”她说，“这下子我知道该怎么去看门道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