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开车稍微有些艰难，因为道路没有照明，所以他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有好几次都把我们颠坏了，最终算是毫发无损地到了机场。这回司机将我们放到漂亮的新机场入口，而不是来时那个古拉格办公楼。丘特斯基直奔离港显示屏而去。

    “去坎昆的飞机三十五分钟后起飞。”他说，“棒极了。”

    “你的詹姆斯·邦德皮箱怎么办？”我问道，想着过安检的时候可能有点儿麻烦，因为里面都是枪支弹药以及天晓得其他什么东西。

    “别担心，”他说，“在这儿。”他朝一排存储柜走去，塞了几枚硬币，将皮箱放了进去。“好啦。”他说。他将柜门砰地一下关上，拿走钥匙，大步朝墨西哥航空公司的柜台走去，半路上又将钥匙扔进一只垃圾桶。

    排队的人很少，我们迅速买好了飞往坎昆的机票。除了头等舱没别的座位了，不过我们从共产主义阵营死里逃生本来是有权享受加价服务的。和蔼的年轻姑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登机，我们得加快速度，于是我们照办，出示了一下护照，付了没几个钱的出境费。我以为护照多少会有点儿麻烦，可完全畅通无阻。跟那相比，出境费完全无伤大雅，尽管我心里觉得这概念很荒唐。

    我们是最后登机的乘客。我打赌如果不是买了头等舱，空姐一定不会朝我们笑得这么甜。他们甚至送了我们一杯香槟以感激我们登机迟到。等他们关闭了通道，将客舱门关好，我想我们大概是真的逃出升天了，于是享受起了香槟，也不理会肚子还是空的了。

    在机场里，丘特斯基去安排我们接下来的返程机票，我坐在一个闪闪发亮的餐馆里吃着香酥饺。

    “坎昆到休斯敦，休斯敦到迈阿密，”他说着递过来机票，“我们早上七点到家。”

    在塑料椅子上睡了大半夜，最后看到迈阿密的时候，我从来没像此刻这样思乡心切。朝阳照耀着跑道，飞机最终降落在迈阿密国际机场。我从人头攒动、推来搡去的人群中感受到了归家的温暖，最终，我们上了机场大巴去长期泊车场取车。

    我按丘特斯基的要求，把他在医院放下，好让他跟德博拉会合。他爬出车，犹豫了一下，还是将头伸回车门说道：“抱歉没解决问题，伙计。”

    “是的，”我说，“我也是。”

    “你要是还需要我帮忙解决这事儿就跟我说，”他说道，“你知道，万一你找到这家伙又下不了手，我能帮忙。”

    我对这事儿不觉得有什么下不了手，不过他能想到替我动手，不得不说还是挺周到的，我谢了他。他点点头，说道：“我当真的。”然后关上车门，一瘸一拐地朝医院走去。

    我则逆着上班的车流朝家开去，到家还是没赶上丽塔和孩子们出门。我冲了个淋浴，换了衣服，冲了一杯咖啡，烤了点儿面包，然后就出门上班去了。

    路上繁忙时段已经过去，不过还有不少车辆，在停停走走的路上我有充足的时间思考，不过我不大喜欢我思考出来的结论。韦斯仍然在逃，我有理由认为他不会改变主意就这么放过我而去找下一个人的麻烦。他仍然跟着我，很快会找到别的办法，要么杀了我，要么让我生不如死。而我此刻除了等待没别的可做——要么等待他动手，要么等待好主意像馅儿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砸在我头上。

    最终我到了办公室，要是我原本期待大家热情欢呼迎接我凯旋的话，那我可要大失所望了。文斯·增冈正在实验室里，我进去的时候他抬眼看了看我。“您这是去哪儿了？”他问，语调中充满谴责。

    “我挺好，谢谢。”我说，“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这儿都忙疯了，”文斯说，显然没有理会我的话，“外籍劳工的事儿。另外，昨天有个浑蛋杀了他老婆和他老婆的男朋友。”

    “这可真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