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他和我能去逮住这家伙。我们想跟你谈谈这事儿。”丘特斯基说，“看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她用平板而苦涩的语气说道，然后转过脸，眼中满是痛苦，连我都感觉到了，“你真想知道我的感觉吗？”

    “嘿，没事儿。”丘特斯基说。

    “他们告诉我说，在手术台上我已经死了，”她说，“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活过来。我不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怎么会是这样，我只是……”眼泪从她的脸颊滑落，这同样让人不安。“我觉得他把我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切断了，”她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来。”她又看向窗户，“我总是想哭，这不是我。我从来不哭，你知道的，德克斯特。我不哭。”她轻声重复着，又一颗泪珠顺着上次的泪痕滑落。

    “没事儿。”丘特斯基又说了一遍，尽管他很清楚事实不是他说的那样。

    “我觉得我以前的所有观点都是错的，”她继续说道，“我不知道如果我继续这么想的话，我还能不能回去做警察。”

    “你会好起来的，”丘特斯基说，“只是需要时间。”

    “去抓他，”她说，然后看着我，我熟悉的那种怒气回来了一点儿，“去抓他，德克斯特，”她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她迎着我的目光跟我对望了片刻，然后又望向窗户。

    “爸爸是对的。”她说。

    第二天早上，我站在迈阿密国际机场跑道旁的小楼里，手里拿着一本护照，上面的名字是大卫·马西。我身穿一件绿色的休闲衫，配以同款鲜黄色的皮带和皮鞋。我身边站着我的浸信会布列瑟伦国际教会的副住持，坎贝尔·弗里尼神父，他穿着同样雷人的服装，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那笑容似乎能掩盖一些他脸上的伤疤。

    我不是一个喜欢打扮的人，但对服饰有起码的品位。我们身上的衣服让品位不忍直视。我当然抗议过，但弗里尼神父说必须这样。“得穿得像自家人，哥们儿，”他说着在他身上那件红色运动外套上擦擦手，“这是浸信会传教士的服装。”

    “咱们扮成长老会的不好吗？”我试探着问，可他摇摇头。

    “我只熟悉这套，”他说，“所以咱就得扮这个。除非你会说匈牙利语。”

    “伊娃·嘉宝？”我说，但他摇摇头。

    “不要总谈论耶稣，他们不这样的，”他说，“多笑笑，待人友善，你就没事儿了。”他又递给我一张纸，“这个别丢了，财政部的批准函，允许你去古巴旅行传教。”

    在决定带我去哈瓦那和清晨抵达机场之间的几个小时之内，他灌输给了我一大堆信息，包括嘱咐我不能喝水，我觉得这近乎荒唐。

    我仅仅来得及告诉丽塔这几句话——我得去办件急事儿，别为我担心，穿制服的警察会在前门守着直到我回来。虽然她颇为疑惑一个法医能有什么紧急事儿，但她看到的确有警车停在门前后就没有多问。丘特斯基也尽了力，他拍拍丽塔的肩膀说：“别担心，我们会为你把事情办好的。”当然这话让她更疑惑了。不过总之，她觉得重要的涉及安全的事情既然已经有了安排，别的事情也会很快处理妥当的，所以她拥抱了我一下，掉了少许眼泪，丘特斯基就带着我出发了。

    现在，我们一起站在机场的小楼里等待着飞往哈瓦那的航班，被略微检查之后，我们出了门朝跑道走去，手里攥着假身份证明和真机票，被挤挤攘攘的旅客簇拥着爬上飞机。

    飞机是老旧的喷气式客机。座位已经磨破而且不大干净。丘特斯基，我是说，弗里尼神父坐在靠过道的座位上，但他体积庞大，所以把我挤到了窗边。去哈瓦那的一路都会这么挤，我盼着他去厕所的时候能抽空呼吸几下。我屏住呼吸，几分钟后，飞机颠簸着从跑道飞向空中，我们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