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我说，“所以你是说另外有人发现了头颅，然后……”

    “他大爷的，我不知道。”她说，“肯定有人跟他合作。”

    我只是摇摇头。这根本说不通，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一个有本事精心策划这样两桩祭祀性杀人案的人，肯定会独立操作这一切。这种行为太个性化，每一个步骤后面都有其独一无二的个人目的。如果有人以为哪两个人能有如此一致的想法，那简直是胡扯。头颅的摆放所展现出的仪式感，以及尸体的处理方式，这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祭祀。

    “很不对头。”我说。

    “好吧，那么是什么不对头？”

    我看看头颅，它们被仔细地搁在灯顶。显然它们连同尸体一起被火烧焦，没有血迹可循。颈部的切口非常整齐。除此以外，我什么也没发现。可是德博拉还在那儿眼巴巴地看着我。“两个头都在这儿，”我说，“为什么不在另一个女孩家里，有男朋友那个？”

    “她家在马萨诸塞，”德博拉说，“这家更方便。”

    “你查过他吗？”

    “谁？”

    “那女孩的男朋友，”我缓慢而谨慎地说，“脖子上有文身的家伙。”

    “老天爷，德克斯特，我们当然查过他。我们查过这两个可怜姑娘的短暂一生里曾进入她们周围半英里范围的所有人，而你，”她深吸一口气，但好似仍不能浇灭她胸中的怒火，“听好了，我可不需要警察基本常识方面的帮助，好吗？我只需要你本该知道的那些精神病似的玩意儿。”

    “好吧，”我说，“那么，从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角度看，不会是两个不同的人在做同一件案子。所以要么哈尔彭杀了她们之后，另一个人找到头颅，并琢磨着‘这是他妈的咋回事儿啊，我得把它们挂起来’；要么就是我们抓错了人。”

    “我靠。”她说。

    “哪种？”

    “两种，该死！”她说，“两种可能性都不怎么样！”

    “噢，妈的。”我说，这下把我们俩都惊着了。因为我烦德博拉，也很烦我自己，更烦这整桩烧焦无头案。我做出了我唯一能做的合情合理的举动，我抬脚踢飞了一个椰子。

    好多了，这下我的脚也疼起来了。

    “我正在查戈德曼的背景，”她突然说，边说边朝房子点点头，“目前知道他是个牙医，在戴维区有个办公楼。但这事儿像个吸毒的糙老爷们儿干的。这也不大对头。该死，德克斯特，”她说，“给我点儿启发。”

    我惊讶地看着德博拉，她怎么又把球踢回来了。而我一点儿头绪也没有，只能诚心诚意地巴望戈德曼被查出是个毒品大王假扮的牙医。“我大脑一片空白。”我说。这是个令人悲痛而又千真万确的事实。

    “妈的。”德博拉说，目光越过我望向聚拢的人群。第一辆新闻车已经来了，车子还没停稳，记者就跳了出来，催促他的摄影助手扑过去摄像。“该死的。”德博拉说，赶紧跑过去跟他们周旋。

    “那人真可怕，德克斯特。”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我赶紧转过身。科迪和阿斯特又一次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背后。科迪转头看着远处犯罪现场边界胶带旁聚拢的一小群人。

    “哪个人可怕？”我问。

    阿斯特说：“在那儿，穿橙色衬衫的。别让我指，他看着我们呢。”

    我望向人群，寻找橙色衬衫，但只依稀看到一个影子，在胡同尽头，好像在往汽车里钻。那是一辆小小的蓝色汽车，不是白色亚洲龙，但当车子驶向主路时，有什么东西从后视镜里一晃而过，让我觉得眼熟。我确定那是迈阿密大学员工停车证。

    我转身对着阿斯特。“好了，他走了。”我说，“为什么你说他吓人？”

    “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