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错了。这可能是奥地利79年来最冷的冬天，他心想。这里的冬天一向如此。从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吹来的令人心神荡漾的暖风轻柔地抚摸多瑙河王后镶金带玉的秀发，跑哪儿去了？随着神话和幻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随着忧郁的维也纳人的血流走而徒留下遍地阴郁的深红色冰柱，随着春神的声音逝去，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窒息的寒冬和战后在街上叫卖报纸的报童；随着维也纳的森林传说湮灭无痕，囚禁在古董八音盒里的传奇永远失传……埃勒里打了个哆嗦，跺脚哈气，那个乔装成搬运工的希姆莱则在一旁对他抱怨着美好生活不再。

    是屠杀犹太人的瓦斯房结束了美好生活，埃勒里荒谬地想，去跟希特勒说吧！

    在这美丽的蓝色多瑙河上……

    埃勒里冻僵的脚不住地在地上踩跳，同时张开嘴对着整个战后的欧洲大陆哈气。

    赛利曼教授独自一人在10点过后姗姗而来。光是看到他壮硕的身躯——他穿了件领子上滚了波斯羊毛的黑色羊皮毛大衣，头上戴了一顶俄国皮帽，使得他更显巨大——就足以使人温暖；当他巨大、干燥、温暖的双手握住埃勒里一只已经冷得无知觉的手时，埃勒里觉得整个人都像融化到那里面去了。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个到处流浪的人出其不意地竟和他家乡的老爷爷相遇。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只要有长者在的地方，就是家乡。赛利曼那双眼睛给奎因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满布皱纹的脸犹如干涸的熔浆，而那对眼睛似乎永不止息地喷着火花。

    他们乘坐心理分析大师的菲雅特老爷车，由一位文质彬彬的司机驾驶，穿过高低起伏的街道进入市区，朝老人住的大学城驶去。他全身贯注在他的主人身上，如沐春风，浑然不察窗外这个城市的容貌。

    “是否发现维也纳和你期待中的不一样？”赛利曼突然问道。

    埃勒里愣了一下，一路上他试图不去注意这破败的城市。

    “我已经好多年没来了，教授。还是大战前很久……”

    “距离和平也很久，”老人面带微笑地说，“我们不能忘了太平盛世，奎因先生。那些难缠的俄国人，是不是？更甭提难缠的英国人，难缠的法国人，还有——恕我冒昧——难缠的美国人。可是，靠着传统的坚忍和毅力，我们撑下来了。第一次大战后，有一首歌在维也纳很流行，其中有一段歌词是这样的：‘昔日的华尔兹，昔日的维也纳’。我们熬过来了。熬过那段，我们不唱‘平安夜，圣善夜’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唱起这首歌了。在维也纳到处都有人在说‘dileguten，alien Zeiten’。你们英文是怎么说的？旧日好时光？我们维也纳人沉腼在怀旧的情绪里，这对我们有极大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存在的原因。告诉我纽约的情形，奎因先生。从1927年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你们那座伟大的城市。”

    埃勒里飞越了一个大洋，几乎走遍半个大陆，为的就是希望能谈点儿别的，但他发现，此刻自己竟然像个时报广场观光巴士的导游司机般在解说曼哈顿的风光。他一边说，一边感觉到被严寒旅程所麻痹的时间感又渐渐复苏了；这种意识的回复带给他极大的冲击，仿佛是——亦即现实的体会——亘古久远的事物在一刹那间得重新来过一样。明天，对卡扎利斯的审判就要开始了，而他却在这里，距离纽约4000多里的地方，和一个老人闲话家常。他的情绪开始不安地躁动起来，车子驶进一条街道，这街名他也懒得去看。车在一栋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的公寓前停下来时，他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赛利曼教授的管家鲍尔夫人拿出阿司匹林、茶、热水袋来迎接她年迈的主人，一边还滔滔不绝地责备他；对埃勒里呢，她则是抱着一种冷淡客气的态度。不过，老人笑着说了句“闪开”，就把她打发了。他拉着埃勒里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