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律的问题和回答并没有很留意。

    这些天来，他日子过得特别累，前一晚尤其累人。这番询问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十分确定，就像其他几次谋杀也找不出结果一样。案子的模式有几个细微的变化——受害人是犹太教徒而非基督徒，和上次案件距离7天，而非17天、11天或6天——但是就大处而言，并无不同：柞蚕丝制成的绳索、男性蓝色、女性橘红色、遇害人未婚(莱恩·欧莱利是令人困惑的唯一例外)、死者的姓名列在电话簿上——埃勒里在案发后马上就查过了、第九名受害者比第八名年轻、第八名比第七名年轻、第七名比……

    “不，我很肯定他没有一个老相识是叫那个名字的，”凯兹太太正在说。奎因警官仍然顽固地紧抓住霍华德·惠瑟克那个嫌疑犯不放，虽然心理医生们已经放弃他了，“当然了，除非这个叫惠瑟克的是唐纳德在训练营里碰到的。”

    “你是说大战期间？”探长问。

    “是。”

    “你儿子参加过战争吗，凯兹太太？他年纪还太小吧！”

    “不，他是在18岁生日那天入伍的，那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束。”

    警官一脸惊讶：“德国是在5月投降的，我想应该没错，那是1945年，日本在8月或9月投降。1945年的时候，唐纳德不是才17岁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儿子的年纪！”

    “波露，”一直待在角落里的凯兹医生动了动身体，“一定是那张驾驶执照的关系。”

    奎因父子两个都将身子稍微前倾。

    “你儿子的驾驶执照上，凯兹医生，”奎因警官说，“登记的生日是1928年3月10日。”

    “那是错的，奎因警官，我儿子在申请驾驶执照时写错了出生的年份，一直懒得去更正。”

    “你的意思是，”埃勒里问，他发现他忍不住得清一清喉咙，“你的意思是，唐纳德现在不是21岁，凯兹医生？”

    “唐纳德22岁，他是在1927年3月10日出生的。”

    “22岁。”埃勒里重复了一次。

    “22岁？”警官的口气也怪怪的，“埃勒里，那个斯特拉·佩特鲁奇——”

    艾伯内希，44岁；维奥莱特·史密斯，42岁；莱恩·欧莱利，40岁；莫妮卡·麦凯尔，37岁；西蒙·菲利普斯，35岁；比阿特丽斯·维利金，32岁；雷诺·理查森，25岁；斯特拉·佩特鲁奇，22岁；唐纳德·凯兹……22岁。

    这是第一次，年龄递减的模式有了例外。

    真是如此吗？

    “确实，”在走道上，埃勒里激动地说，“确实，一直到现在，年龄都是以数年的差距往下降。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出来……”

    “你是说，凯兹这个男孩子可能比斯特拉·佩特鲁奇还要小，”他的父亲喃喃地说。

    “可能只差几个月。假定佩特鲁奇是1927年5月生的，那唐纳德·凯兹就比他大两个月。”

    “我不敢想，那就会……她是几月生的？”

    “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在任何报告上看过她确切的生辰年月日。”

    “等一等！”

    警官走开了。

    埃勒里发现自己已把一根香烟揉得粉碎。真是见鬼了，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可以挖的，他知道。

    秘密就藏在这里面。

    但是，是什么秘密？

    等待的时候，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听到某处传来警官的声音，气概昂扬的声音。上天保佑，到底是什么秘密？

    如果最后发现唐纳德·凯兹比斯特拉·佩特鲁奇年纪大，即使仅仅大上一天……只是如果而已。这代表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