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大兵制服，上衣胸口上别着好几枚闪闪发亮的勋章，袖子上也有令人肃然起敬、代表海外作战战功彪炳的条杠。他的身材是魁梧的军人身材，脸色凝重。他没有用讲稿，语调平静。

    “这是一个纽约人的声音，”法兰克伯纳开口说，“我叫什么、住在哪里，并不重要。我代表数百个纽约邻里团体出来讲话，组织这些团体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和我们邻居的家庭免遭一名足迹遍及全市的疯子的毒手。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大战中服过役，我们全都是奉公守法的美国人。我们不代表任何私利团体，我们没有任何个人企图，我们当中没有流氓、骗子。我们是民主党员、共和党员，我们属于独立派、自由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我们是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我们是白人、是黑人。我们是生意人、白领阶级、劳工阶级、专业人士。我们是第二代美国人，我们是第四代美国人。我们是纽约人。

    “我不是来这里演讲的，大家来这儿不是要听我说话的。我所要做的，只是问几个问题。

    “市长先生，已经有好几个人被那个疯子杀害。自从怪猫开始犯案，到现在已经将近四个月了，可是凶手仍然逍遥法外。好，我知道你们没办法抓到他，或者说，到目前为止还没办法。可是，此刻我们有没有任何保障？我并没有指责警察的意思，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勤奋工作的人。但是，纽约市民想问您的是，我们的警察对这个案子做了什么？”

    突然，一个声音响彻大都会会馆，和门外的另一个声音会合。那是来自远方非常微弱的一阵雷响。但是，大都会会馆里还有周围所有街道上的警察全都紧张得抓住警棍，排整队伍；而舞台上发言人旁边的市长和警察局长，则双双脸色惨白。

    “在这里的各位先生、女士们，”法兰克伯纳说，语气中带有一丝激昂，“没有一个不反对治安维持会法，我们要问你，市长先生，谁可以保护我们？我妻子和我母亲都觉得那条丝绳可能今天晚上就会落到她们的脖颈上，可是好像除非要等一切都完了，也许只差丧事没办，才会看到警察出现。

    “市长先生，我们今天晚上请您来，是要请您告诉我们，为给我们提供我们迫切需要的，但我们觉得没有得到的保护，您和您的司法机构有什么计划？

    “各位先生、女士，我们请纽约市长……”

    市长讲了很久。他的思路清晰，态度亲切；他尽可能地发挥个人魅力，展示他对纽约民众的了解。他追溯纽约市警察的历史、成长，它庞大的组织和它的复杂性；他举证该局18000名捍卫法律、维持秩序的男女警员值得骄傲的记录；他指出谋杀案破案定罪的统计数字，以安定人心；他进一步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来探讨组织治安维持会的做法，以及它对民主制度可能造成的威胁，同时说明了这种做法常从原先的远大理想变质沦为暴徒掌权和满足最低劣野蛮情绪的手段。他指出这当中的危险性——以暴力招来更多暴力，导致军队介入，实行戒严法，并使民权受到压制，那无疑是“走上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而这一切，”市长故作幽默地说，“只因为我们在本市超过750万的茫茫人海里一时找不到一名杀人的疯子。”

    市长的演讲虽然轻松却不失理智，而且也深具说服力，但是却无法激起一点儿职业演讲专家所据以衡量其演说成败的征兆或反应。眼前这群听众却一点儿反应、表情都没有。他们只是呆坐着或站着，木然地听着；个个屏息以待，动也不动，似乎在等待什么……可能是一个足以令紧绷的神经为之松懈的字眼儿吧！

    市长心里明白，他的声音越来越不自然。他的随员也知道。他们在台上故作轻松地交头接耳，一边注意着群众的眼睛和电视台的摄像机。

    市长出乎意料地转请警察局长告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