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竟然带《谋杀》来，”高等法院法官路易斯·辛恩边说边把他的客人留在门廊上的小说拿起来，“谋杀在新英格兰并不像你们来自纽约这种地方的人所想的那么简单。没有一个道地新英格兰人的反应会同这个罪犯一样。”

    “这个作者嘛，提供给你参考，”约翰尼说道，“是在距此二十八英里的地方诞生的。”

    辛恩法官哼了一声：“喔，你说的是喀巴利！”仿佛三十二年来，他占据审判席位，从来没有任何人长过他现在坐着的厚茧，“不管怎么说，他不会这样。我了解他。”

    ——他十一岁大的时候才搬走的。

    “那使他成为一个权威啰，我猜想！你别想毁了我的论点。”法官倚身过来，慎重地把那本书丢到他客人的膝上，“我确信喀巴利的人都跟这家伙一样，对真正的新英格兰一无所知。还有你，也是一样。”

    约翰尼微笑着坐进法官的一张摇椅里。七月上旬的阳光照在他脸上(一如法官所保证的)，正抚慰着眼圈四周的皱纹，米丽·潘曼准备的早餐——主要是由前一天毕柏湖的渔获所组成——也对他的胃发挥了神奇的功效。他把脚抬起来放在门廊的栏杆上，抖落了少许粉尘到扭曲的地板上。

    “喀巴利，”辛恩法官冷笑着，“没错，喀巴利是在辛恩隅东北二十八英里的地方，若要那些讨厌的乌鸦来飞的话。但与清教徒的精神却相隔十万八千里。你认为一个郡政府所在地会有什么？那是一个都市。你不能从喀巴利那儿了解道地杨基人的想法。”

    当约翰尼在喀巴利等待法官理清案件的那一周里，他听到人们提到辛恩隅时总是在窃笑，像是个杂耍的笑话——喀巴利一直强调它的文化优势，法官这么说。

    星期三晚上他们开车回去时约翰尼找到原因了。他们取道一条破旧的柏油路出喀巴利，向西南走。这条路先经过几英里的烟草农地，路况随着小丘陵的出现及农庄的稀少而愈来愈糟。接着他们来到一个遍地是焦黄树丛的乡下。开着法官车子的男孩罗素·贝利，反复地对着窗外吐痰……不是很老练，约翰尼这么想，但辛恩法官似乎不去留意。或许法官已经习惯了。当法院开庭时他住喀巴利，在郡大钟旁边贝茜·布鲁克的寄宿公寓中，离郡法院只有几百米。不过偶尔在周末时他也会要罗素·贝利载他回辛恩隅，在那儿米丽·潘曼会打开古老的辛恩大宅，清理床铺打扫家具上的灰尘，并为他烹煮餐点，好像对街的潘曼农场与她毫无关联似的。

    或许——约翰尼想起来了——米丽·潘曼到法官家要跨越的道路被称为辛恩路与此有一点关系。更别提辛恩免费学校，她的麦伊和艾迪都是从那里毕业的，而她的黛博拉秋天也将要入学——了不起的姓氏，辛恩，在辛恩隅。

    离开喀巴利二十英里之后，随着丘陵地的绵亘，矮树丛变成了次生的林地，再过几英里路更退化成沼泽湿地。然后在二十五英里的地标处他们绕过了毕柏湖，突然间他们登上了被称为圣山的山顶，看到辛恩隅就在下方一英里处的蜿蜒山谷中，好像老人脖子上成串的疙瘩。在暮色中一切都显得贫乏——不整齐的土地，曾经是一条丰沛河流的干河床，一堆曾经雪白的建筑物。他们在村中心辛恩家未修剪的草坪下车，罗素·贝利把车开回喀巴利的利思·伍励车厂停一星期。约翰尼感到他的心荒谬地往下沉。这和喀巴利不一样，没错，而喀巴利已经够糟了。这是全世界最不可能让人找到问题答案的地方。

    约翰尼对自己微笑，所有的希望都幻灭了。这想法懒懒地刺激着他。

    “可是你提到了谋杀，”约翰尼说道，“我相信你已经准备了一份令人心惊的本地杀人统计啰？”

    “好吧，你逮到我了，”老人承认，“在一九三七年我们有一个普通的案子——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和教堂的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