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典型的外交官的妻子。”

    就这样吧，艾勒里想着。接着他问道拉斯蒂·布朗。据弗里曼说，她在大萧条期间把麦迪逊大街的商店，她那间“拉斯蒂·布朗作品”关了。他一直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来，直到几年以后，到好莱坞有关版权的一次拜访中，在比弗利山的一个派对上碰到了她。她是洛杉矶的一名非常成功的室内设计师。她历换了四位丈夫，从未有过孩子，这让弗里曼觉得她是个绝望落寞的女人。就他所知，她还住在沿海。他不知道她母亲怎么样了，拉斯蒂没提起过她，弗里曼也没问。

    “另外，她不再叫自己拉斯蒂·布朗了。”出版商笑着说，“叫尤兰达。”

    牧师加迪纳尔先生是这群人里另外一个弗里曼没有半点消息的。“他不大可能还活着。要那样他可超过一百岁了。”

    参孙·达克医生1935年死于冠状动脉血栓。

    罗兰·佩恩也去世了。在30年代末他为了没人知道的理由自杀了。他没有留下字条，就在他在桌边开枪自杀前几分钟，他还一直像以往那样温文尔雅地和一位顾客讨论着一份遗嘱的案子。

    “我还记得几年后和他的儿子，那名文学评论家谈起佩恩的死。文德尔一点儿也摸不清他父亲自杀的理由。这个话题对他来说太沉重了，我也没再提。”

    “但是你知道是为什么。”艾勒里说道。

    “我不知道。”

    “一个女人，这是当然。”

    弗里曼耸耸肩，“这也不是不可能。”佩恩是那种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会干坏事，冠冕堂皇的伪君子，不过一到夜里就原形毕露。大概是性丑闻之类的，他无法面对暴露的后果，只有采取最简单的办法。

    瓦伦蒂娜·瓦伦嫁给了马里乌斯·卡罗。那是一桩暴风雨般的婚礼，最终止于喧哗的离婚诉讼。两人都没再婚，两人也都没在什么地方找到正式工作。瓦伦蒂娜已经从涉世未深的少女蜕变为她那些剧中的角色，她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夏季轮演；偶尔她也会在百老汇出演一个小角色，或是出演一出电视戏剧。马里乌斯在芝加哥开了一家寒酸的音乐学校。他和一个上了年纪的芭蕾舞演员住在一起，他对她相当专注。就这个冬天之前，弗里曼还就一本卡罗一直想让他出版的音乐书籍的事去拜访了他们俩。

    “需要我提到他的书名叫做《第八调式的和谐吟唱》？”弗里曼难过地说，“正文也同样的可怕。他们住在一间仓库般的公寓里，一圈乱七八糟的东西围着，就像是达利在宴会结尾把它们扔到了一堆。我也敢肯定这是我到过的最脏的地方。”

    难以置信地，阿瑟·克雷格还活着。

    “可是他一定九十岁，或者更老了。”艾勒里断言道。

    “他是个顽强的老家伙，像个藤壶般附着生命。”

    在约翰·塞巴斯蒂安从美国溜走前不久，克雷格决定停业，并将他的印刷厂出给了弗里曼·弗里曼为长子买下了它，那时他的长子在克雷格的厂里当学徒。一些年以来，印刷厂由克雷格的一位老雇工为弗里曼家族经营着，直到年轻的弗里曼有资格接管为止。现在，在弗里曼儿子的全权掌控中，出版商一直伤感地留意着它，它仍然是克雷格造就的那家成功的印刷厂，靠着想象力，技艺，品味出产限量或礼物版本。

    就在他卖掉印刷厂的同时，克雷格还卖掉了阿德伍德的房产，并把其他的所有物也兑现，接着离开了东部。他在旧金山定居下来，现在还住在那儿。弗里曼偶尔会给他去信，看在旧日的交情，寄一些印刷厂产品的样本给他。但是克雷格从未回过信，或回复说书已收到。

    “他到了这么老年纪真是变得相当古怪，”出版商说道，“住在一个可怕的小屋里，做着自己的饭，穿得像个隐士等等，尽管他意识到他把东部的东西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