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前来接应她。

    这是她收到的最后一份电报的内容。电报详细通报了与她接应人员的接头地点、联系方式和暗号。同时，严令她不许再在上海使用无线电进行联络。

    罗丽娅意识到了这一事态的严重性，接到这一命令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电台拆散，悄悄扔进了院内楼下废弃的下水道里，以防让敌人抓住物证。等待她再发报时冲上楼进行抓捕的宪兵队，却连续几天没再截获到这部电台的信号，使他们一时难以下手。

    这个时期，日本人对待租界的外国侨民，一向是谨慎行事的，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们不敢擅自抓人，不像是对中国人可以乱抓乱关。他们对罗丽娅居住楼和附近几座楼进行了重点监控，除昼夜在附近潜伏下侦听电台车外，还派特工人员悄悄监视了罗丽娅等几个重点怀疑对象。

    销毁电台、停止工作的罗丽娅有了明显的安全感，她不知道敌人已经监视了她。

    这天，按照上级的指示，她没带任何能显示出远门的装束，从心里悄悄告别了她居住的小楼和房东太太，像平常出门闲逛一样走出了家门。她叫了一辆黄包车，悠然自得地坐在上面，在几条街道转来转去，最后在爱丽丝教堂停了下来。

    在她拾级而上的时候，无意间回头，现有两辆黄包车也一前一后地在下面停了下来。职业的敏感告诉她，她应该停下来观察一下情况。于是，她弯下腰把两只鞋的鞋带都重新系了一次。她系得很仔细，用眼睛的余光看着下面的两个人。他们并没有像正常来做礼拜的人一样下车即拾级而上，而是磨磨蹭蹭、装模作样地闲聊。她起身走，他们也跟着往上走。

    进得教堂，她没有找座位坐下，而是直接去了旁边的一个小门。她在门后站了片刻，又从小门走出，差点撞在了正要进来的那两个人身上。她镇定地朝旁边闪了闪，微笑地点了点头，礼貌地让那两个人过去。

    与那两人对视的一刹那，她断定自己被跟踪了。这时，教堂已有一些人坐定，还有人正陆续进来。她没有现左手拿一卷报纸、穿蓝衣、戴黑礼帽的男人。那是她的接应人。她把自己头上的呢纱白帽摘下来，装作很热的样子，用帽子扇了扇风，然后顺手塞进了手袋里。

    头上没有了呢纱白帽，来人便无法与她取得联系。她果断地取消这次接头计划。于是，她走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她敲响了二楼第三个房间的门。这是她认识的卡列安主教的房间。里面没人应声。有人过来告诉她，卡列安主教有事外出了，今天做礼拜的是朱利苛主教。她用余光看到那两个特工的身影在楼梯口一闪。

    这时，罗丽娅朝楼下望了一眼，现那位头戴黑礼帽，左手拿报纸的蓝衣人出现了。那人慢条斯理地找一个地方坐了下来，随意地环顾了一下左右，便开始翻他的报纸。

    罗丽娅吃惊地认出，那人却是罗长虎。组织上并没有告诉她谁来接应她，国内可能也确实不知道中国抗联方面具体派谁来执行这个任务。这种事通常是只认事前约定的暗号暗语而不认人的。因此，她在瞬间推断，罗长虎极有可能也不知道他要接应的人就是她罗丽娅。因为，苏联方面不会把苏方在上海更多、更具体的谍报活动况告诉中国抗联的。

    罗丽娅不能再走到下面的教堂，若被罗长虎认出，贸然上来同她接触，那他将失去安全保障。

    于是，她对刚才同她说话的人说：“既然卡列安主教不在，那我改天再来找他。”说完，从另一侧的楼梯下去，走出教堂。

    她坐上黄包车，迅速判断当前的形势。她认为，日特只是对她的行动进行监视，并没有足够证据，一时不会对她下手。现在最好的去处，还是回她租住的寓所。

    她在寓所里关了两天没有出门去上学。既然自己与组织失去联系，又受到严密监视，就不能再与上海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