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书桌前，找了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泪珠仍在她的脸颊上滚动。用痛苦难耐的缓慢速度，她写下了那个地址，她的手颤抖着，几乎每写完一个字都要停下来。

    他从她那里接过这张纸，仔细地对半折好，放到了钱包里。

    她看起来就像一个从大海里获救的小孩。她坐在沙发边沿，用虚弱的手牢牢抓住杯子对着自己。她瘦削的肩膀向前耸着，脚与膝盖并得紧紧的。史迈利看着她，感觉自己打碎了某些不该碰的易碎品。他觉得自己龌龊可憎，盛气凌人，即刻送上一杯茶也无法弥补自己粗鄙行径造成的伤害。

    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过了一会儿，她说：“他喜欢你，你知道的。他真的很喜欢你……他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家伙。这挺让我吃惊的，萨缪尔也会称赞其他人聪明。”她缓缓地摇了摇头。或许正是这个反应让她笑了：“他以前经常说，世界上有两股势力，积极的跟消极的。‘那我应该怎么做？’他会这样问我。‘就因为他们给了我面包，就能容忍他们毁掉他们的收成吗？创造，进步，力量，人类的全部未来就在他们门边；难道我应该把它们拦在外头吗？’然后我就跟他说：‘但是，塞缪尔，没有这些东西的话，说不定人们会开开心心的。’但你知道，他不是这样看待人的。

    “可是我没办法阻止他。你知道芬南最古怪的是什么吗？就为了那些思想跟言论，他老早之前就已经对自己要做的事情下定决心了。除此之外他就只有诗歌。他并不善于做好协调，我以前就是这么跟他讲的……”

    “……但你还是帮了他。”史迈利说道。

    “是，我帮了他。他需要帮助，所以我就帮了他。他就是我的生命。”

    “我明白。”

    “那是一个错误。他就是一个小男孩。他就跟小孩一样爱忘事儿，而且很自负。铁下心要做，那他就会急着去做。他想的跟你不一样，跟我也不一样。他根本就不会那样去想。那是他的工作，仅此而已。

    “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有天晚上他把一份电报草稿带回家给我看。他说：‘我觉得戴尔特应该看看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我一开始还不能相信——我意思是，他竟然是个间谍。就因为他是，对吧？然后慢慢地，我也弄懂了。他们开始要求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从弗雷提格那里带回来的乐谱袋里开始有命令了，有时候还有钱。我跟他说：‘你看看他们给你送了些什么——这些是你想要的吗？’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那些钱。后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把钱散了出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年冬天，当我跟戴尔特说起的时候，他非常生气。”

    “哪一年的冬天？”史迈利问道。

    “跟戴尔特认识的第二年冬天——1956年在米兰。我们第一次见他是在1955年1月。那就是事情开始的时间。有件事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说说？匈牙利在塞缪尔看来，没有什么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知道那时候戴尔特怕他，这是弗雷提格说的。那年11月芬南让我带些东西到韦布里奇时，我几乎都要疯掉了。我冲他吼：‘你没看出来这是一样的吗？一样的枪，一样死在大街上的小孩？只有梦想变了，那些血还是一样的颜色。那就是你想要的吗？’我问他：‘你也会为德国人做这些勾当？要是过那些鬼日子的是我，你会让他们这样对我吗？’但他只是说：‘不会的，艾尔萨，这不同。’然后我就继续拿那些乐谱袋去剧院。你能理解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想也许我能够理解吧。”

    “他就是我拥有的一切。他就是我的命。我想保护我自己。然后慢慢地，我也成了当中的一分子，后来，想停止也已经为时太晚了……之后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她低声说道：“有些时候我心情还是挺好的，就是当这个世界似乎在为塞缪尔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