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起身面对陪审团，一手紧抓长袍边缘，另一手放在背后。萨拉觉得他的姿态古怪而自负，她真希望陪审团与她有同样的感觉。

    劳埃德—戴维斯说自己有责任证明，加里的犯罪是个不争的事实，之后便充满自信地开始总结陈词。“让我们回顾一下加里·哈克的所作所为。去年10月14日夜晚，他故意闯入雪伦·吉尔伯特的住所……”

    他开始描述骇人的强暴场景，精确而详细，无懈可击。他用了近1小时，煞费苦心地以现有证据构建加里的罪行，将萨拉的辩护驳斥得体无完肤，像垃圾一样被弃置一旁。一个女人怎么会弄错强奸犯的身份，无论他有没有戴着蒙面套头帽，毕竟他们同居一年多了？劳埃德—戴维斯让陪审团想想自己的配偶——难道因为配偶戴着蒙面套头帽，自己就认不出他们了吗？当然不会。

    萨拉刁钻地想，御用大律师会在卧室里戴蒙面套头帽吗？早该有人告诉我们。但话说回来，普通大律师的女儿不也失踪了吗？她的内心在尖叫、在抗议。在某个变态狂的卧室，她们孤独无依。哦，别想了。集中精神。

    劳埃德—戴维斯提醒陪审团，雪伦听见了强奸犯的声音、看见了他的身体，他还叫了她儿子的名字。她怎么会弄错？加里有两个明确的动机——对那晚的争吵进行报复，及拿回自己的手表。他很清楚雪伦的住处，知道雪伦单独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丝毫自卫能力。加里知道手表在哪里，雪伦也看着他拿走了手表。警察之所以找不到手表，是因为加里将手表藏起来了，仅此而已。

    加里所谓的不在场证明又是怎样的呢？噢，有3个人证明他不在场，但却没法证明这3个人确实存在。有一个确实存在的目击证人看到他在强奸案发几分钟后出现在雪伦家邻近的街道上。

    最后，不得不提及当事人的品行。本案中，有人在说谎，这是确定无疑的。陪审团目睹了雪伦·吉尔伯特和警探出庭作证。这些人都相信加里是有罪的。然后也看到了加里本人。所以，陪审团究竟会相信谁呢？雪伦、她的儿子和警察？或是加里·哈克？

    确实如此，萨拉心想，加里的犯罪记录有3页纸之多，还包括对女人的暴力犯罪，真是个不讨好的委托人啊！

    “我们知道谁在说真话，不是吗，各位陪审团成员？”劳埃德—戴维斯总结道。“我们知道谁闯入了雪伦·吉尔伯特家中，在她两个年幼的孩子面前强奸了她。就是那个人——加里·哈克。”

    到目前为止，劳埃德—戴维斯的语气冰冷、平静、有节制，因为犯罪事实本身的恐怖程度足以佐证他的观点。现在，他抬起右臂，指了指加里，然后坐下。

    法官看了看表，11点半，未到午餐时间，现在休庭为时尚早。“纽比女士？”

    电话亭位于布洛索姆大街，周边有电影院、公交车站、肯德基店，附近几条街上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建造的公寓楼。电话亭内贴着一张为顽皮男孩开设法语班的广告。哈瑞·伊斯比好奇地查看电话亭。

    特里对着哈瑞和两名身着制服的年轻警员说：“我们有艾米丽的相片，让我们走访一下，看看是否有人见过她，或者知道昨天10：27谁用过这个电话亭。”

    这是特里目前掌握的唯一线索。他走访了萨拉的儿子西蒙，但一无所获。当时特里来到都是连栋房屋的布拉默姆大街，开门的是一个凶悍强壮的年轻人，他穿着t恤和宽松运动短裤，黄色短发微微泛红，阔鼻圆脸，一只耳朵上戴着耳环。西蒙将特里领到狭窄脏乱的客厅，边回答特里的问题，边穿上一双旧袜子和沾满泥点的旧运动鞋。西蒙说他继父确实在昨晚两点给他打过电话；但他也不知道艾米丽去哪了。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是1个月之前，在特易购，当时艾米丽和萨拉在一起。他和妹妹不是特别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