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走进法庭的时候，除了法官外，其他人都已就位。她赶忙喝了杯水，迅速浏览便签上记的问题。

    “全体起立！”书记员喊道，所有人立刻站起身。格雷法官进入法庭，向前鞠躬后坐了下来。其他人都跟着坐下了，唯独萨拉一人站着。尽管进来得匆忙，但她相当冷静，脑中盘算好了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现在，我请问雪伦·吉尔伯特女士，你说自己在10月14日星期六，于驿栈酒店的派对上遇到了加里·哈克先生。请问你当天是何时加入派对的？”

    “我记得大约是8点到8点半吧。”

    “你之前说，你是在午夜之前离开的，对吧？”

    “对，我得回家照看孩子们。”

    “是的。我记得你提到女儿生病了。照这么说，你在派对上玩了多久？三四个小时？”萨拉扫了一眼陪审团，希望他们能意识到雪伦究竟是如何“照看孩子”的。

    “差不多。”

    “好的，请问你在派对上喝了什么饮料？”

    “酸橙伏特加，我通常都喝这个。”

    “你只喝了这一种饮料，是吗？”

    “通常是。有的时候也来杯红酒，或者杜松子酒什么的。”

    “好的。这么说，你去派对放松一下，玩了三四个小时。回想一下，吉尔伯特女士。你当晚喝了几杯酸橙伏特加？1杯？3杯？5杯？还是10杯？”

    这之前，萨拉每次盘问的时候都会看着雪伦的眼睛，但现在她把视线挪开了，盯着雪伦头顶右上方一米开外的墙壁。这是她从其他大律师那里学到的技巧——在关键时刻转移视线，不再四目相对。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保持自己头脑的清晰，以便更好地专注于犀利而刁钻的问题，同时还能将证人置于慌乱挣扎的困境，无法依靠肢体语言博取律师的同情。这也是一种蓄意羞辱——向陪审团表明你掌握着主动权，尽管是在等着听回答，但却并不打算将对方的话照单全收。

    “大概……4，5杯吧。”

    “好的。4，5杯酸橙伏特加。杜松子酒呢？你平时也会喝的。”

    “是啊，加里给我买了一杯，我猜他是想讨好我吧。”

    “好的。照这样算来，你喝了4，5杯酸橙伏特加，1杯杜松子酒。双倍杜松子是吗？”

    “是。”

    “很好。这么说，那个派对很欢乐，你也喝了不少酒。”萨拉意味深长地看向陪审团。“那也没什么不对，但是全部加起来……怎么？总共大概有八份酒。一般喝过三四份酒的女人就不宜驾驶车辆了，而你喝得可比那多得多。你当时醉了吗，吉尔伯特女士？”

    “醉？没有，也许有些微醉。”雪伦面色涨红，神情懊恼。“我从没喝醉过。我要照顾孩子们，怎么可以喝醉？”

    “从没喝醉过，这么说，你觉得自己当时完全具备照管好两个孩子的能力，其中还有个孩子在生病，是这样吗？”

    “是的，我当然没问题！我只要抱着他们、哄他们睡着就行了！话说回来，这又有什么关系？我来这又不是因为我的孩子们，而是因为那个男人强奸了我！”

    “好，这正是我接下来要说到的，吉尔伯特女士。你知道，我们已经证明，要认清蒙面闯入你房子的人究竟是谁是很困难的事，因为你当时本能地感到万分惊慌——恐惧至极——何况他只不过隔着面罩说了几个词。现在的情况是，当我今晨就此盘问你的时候，陪审团大概以为你事发当天是清醒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对吗？你不仅仅是被吓破了胆——尽管你完全有理由失去理智——你还喝醉了！”

    “我他妈才没喝醉！我不过在派对上喝了几杯，碍着谁了？”

    萨拉转向陪审团，希望他们能用常识进行准确判断。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