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心里清楚自己证词的重要性。

    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开始问她一些简单问题，意在确定几个基本事实，同时让证人放松。萨拉·纽比安静地坐在一边，认真地聆听。这个遭受了强暴和侮辱的受害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毫无疑问，她衣着得体、美丽动人，出发之前精心打扮了自己。从口音判断，她是本地人，没受过良好教育；萨拉之前说话也是这样，直到在中殿律师学院学习时懂得了弱化元音，腔调才有所改变。想必大多数陪审团成员的说话方式应该也像和雪伦一样。

    更重要的是，雪伦·吉尔伯特说话的方式就是她个性的流露。她的声音清晰有力、自信响亮，一副很了解自己的样子，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但同时，她害怕遭到反驳，心里也时时提防着。萨拉心想，雪伦也许是生活的受害者，但绝非屈服者；与其她强奸受害者不同，她不会在证人席上泣不成声，需要连哄带劝地挤出证言。

    这一点至少让萨拉感到高兴。从接手这个案子的那刻起，萨拉就一直忧心忡忡，对于在交叉盘问时该采取何种策略举棋不定。她并非担心自己不够尖锐或不够残忍；她相信自己擅长这些技巧，也越来越驾轻就熟。从业3年，她就已经取得了几次颇具份量的胜利。一名被告曾在离开证人席时破口大骂，但已属徒劳，因为他被自己的谎言缚住了手脚；另一位在面对她的致命一击时，竟张口结舌，无法作答；还有两位当场就哭了。那样的时刻，萨拉心中掺杂着骄傲和怜悯之情：怜悯，是因为她在公共场合让对方丢了脸；但心中更多的是骄傲，是欢欣鼓舞，因为萨拉凭自己的能力打赢了官司，在残酷的庭审游戏中——大获全胜。

    迄今为止，她还算幸运，那些与她交手时败下阵来的人都罪有应得——几个窃贼、一个抢劫犯、一个诈骗犯，还有一个暴虐警察。

    强奸受害者就不一样了。萨拉有些女权主义思想，一开始不愿意为这个被控强奸罪的男人辩护，尤其是像加里·哈克这样凶狠暴力、微不足道的罪犯。但正如她的事务律师露西·帕森斯所说的，“如果你不干，就会由一个男律师接手，那样对受害者又有什么帮助呢？”萨拉告诉自己，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正当辩护，如果她想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律师的话，她就必须来者不拒，什么类型的案件都得接。然而，之前的一切全都只是设想，她现在真的就在法庭上，准备看着一个女人讲述自己被男人施暴的遭遇，而她的职责，却恰恰是为这个男人辩护。

    为此，萨拉必须设法将陪审团对受害者的同情心转移到她和她的委托人身上。证人也许觉得她可以在舞台上一展风采，但主宰演出的还是律师。如果这个女人生性害羞、表现紧张，那么要羞辱她的话，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只需纠缠强奸细节或者她以往生活的不检点即可，这是男律师们多年来惯用的伎俩。但是萨拉想尽量避免这样做，因为辩方律师若把受害者欺负得眼泪汪汪，只会让陪审团更加排斥她的委托人，而对受害者予以更多同情，毕竟，他原本就是一个令人反感的恶棍。

    可不管怎样，他否认自己强奸了她，因此萨拉就得竭尽所能，验证雪伦证词的真实性。受害者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坚强、直率，能够经得起质问，萨拉为此大大松了一口气。

    “吉尔伯特女士，你有孩子吗？”劳埃德—戴维斯礼貌地询问道。

    “有，两个。7岁的韦恩和4岁的卡蒂。”

    “哦，也就是说，在你遇到加里·哈克之前，他们俩就已经出生了。”

    “是的，感谢上帝，他不是他们的父亲。他不配做任何孩子的父亲。”

    萨拉注意到，雪伦没说孩子的父亲是谁，劳埃德—戴维斯也没问。但这时，雪伦甩过头去，大着胆子快速扫了陪审团一眼，好像在说，你们胆敢从孩子的父亲（或父亲们）不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