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夫又说：“不过我后来告诉他里面确实是真的金鱼，只不过是一种非洲少见的品种，类似比目鱼。然后我拿出了一把香蕉，说如果他能用小钓竿从缸里钓上一条来，就给他一根香蕉吃；钓上两条给两根。于是他就一上午在这儿钓鱼，虽然一条还没钓上来，但玩得别提多开心了。”

    我们还是不解其意。宋琦沉不住气了：“徐大夫，您有什么话就别绕弯子了，这家伙是不是还是精神病？要不能干这种傻事儿？”

    徐大夫把我们领回办公室，说：“从这个案例来看，他属于典型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且幻觉妄想感很强烈。虽然他有自己的客观性，但只要外界给他一些影响或刺激，他就会执拗地把一件物品幻想成另一样物品、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事……”

    “我明白了！这就说明……”我先大声叫道。

    “我也明白了！”廖洁跟我抢答。

    “孙小圣你先说！这说明什么？”薛队指指我。

    “这就说明，我们要想让他说真话，也要给他香蕉吃！”

    连徐大夫在内都傻了。他们呆怔几秒，集体大笑了起来。

    我刚要辩白什么，廖洁就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当你有什么高见呢，闹了半天就这个。我来说吧，既然这个病人能把一样物品幻想成另一样，把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那他就很有可能把一个人当成另一个人。那也就是说，他不是方涛，他所谓的刘挚友，也不可能是刘挚友！”廖洁在结尾处还拍了一下巴掌。

    “我就说嘛，一个癫痫病患者，碰到精神病患者犯了病，人家还没怎么样，他倒先抽了。这样的人怎么当医生！”宋琦咬着笔杆子。

    “那不是还是要给他好吃的才管用吗？我说的也没错啊。”我一脸不服。

    薛队拿起桌上一根香蕉，深深地闻了闻，慢条斯理地剥开皮，然后……猛地塞到了我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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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千恩万谢辞别了徐大夫，顾不上吃午饭，火速赶到了医院。在病房里，第二个幸存者正饶有兴致地看着闭路电视。见我们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进来，吓得又哆嗦起来。

    这回是薛队亲自出马，为稳妥起见，他特地从医院精神科借来一名大夫助阵，问道：“刘挚友，说说你当年学医时的经历吧。怎么选择的专业，又是怎么来到玉川精神病院工作的？”

    “你们不相信我？”他气息虽弱，但掷地有声。

    “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一个精神科的大夫，可不仅仅要掌握几个药品名称和扎针的手法。如果你能告诉我平时你是怎么工作的，我就相信你。”

    “我……我每天早上给病人测体温、量血压，饭前安排他们吃药，如果碰到有人犯病发狂，就给他们上约束带……”

    “除了这些呢？”

    “除了这些……”他开始左顾右盼，眼珠子来回乱转，“除了这些，我还给他们打针，带他们放风……”

    “那我问你，你们医院的病人都来自哪里？”

    他眼珠转得更厉害了，嘴却像封了胶，半天不动。

    “如果是公安局送来的病人，你们都需要走什么程序？你怎么和病人的原籍联系？如果是救助站或福利院送来的病人，你们怎么接收？如果是家属送来的患者，又需要什么手续？”薛队像连珠炮一样发问，我感觉对方挨不了多少枪了。

    “我就是刘挚友！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你们这群笨警察、庸医！”忽然他一改之前的虚弱无力，嗓门儿大得震天。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中度烧伤的患者竟有如此旺盛的精力。

    “我是刘挚友，我2000年大学毕业，我只身一人来到玉川，在这间破医院里，成天跟那群精神病病人打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