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审判的第一天。她没想到，被隔离在法庭后面的被告席上，会让她感到如此孤独。律师们、书记员、庭警和陪审员都在下面的法庭律师席里忙碌着，把她一个人高高地留在这个古怪的木塔上，既惹眼，又孤单。身后是看守她的警卫，一个脸色阴沉、身材壮硕的女人，穿着灰色的制服，手里拿着手铐和钥匙，脚上穿着舒服耐穿的鞋子。穿过律师们忙碌的区域，正对着凯瑟琳的，是戴着假发、披着红袍的法官。只有法官的目光可以平视凯瑟琳。有一次，她发现法官正注视着她，于是，出于礼貌，条件反射地朝他点了点头，但法官并未做任何回应。毕竟，她是来接受审判的，而不是来跟人打招呼的。

    当然，她早上已经见过萨拉·纽比了，但当天大部分时候，她看到的只是她那大律师黑色的长袍以及后脑勺上的假发。一连串的证人进进出出：发现尸体的农夫、病理医生、犯罪现场行动组的警官、一位法医，还有那位年长的陆军上校，声称自己看到一位酷似凯瑟琳的女士上了大卫的车。前两位没什么需要进一步询问的，可后面三位，萨拉都费力进行了辩驳，在关键细节上一点点削弱证据的有效性：犯罪现场行动组第一次对现场进行调查时，到底为什么没发现那个头花？难道她运动鞋上的泥土和叶子不能是她家附近田野里的吗？或者是三十公里外的田野和树林里的？那个七十五岁的老上校，戴着深度老花镜，在光线很差的夜晚，真能记得坐进大卫·基德车里的乘客的长相？他真的能确定她的年龄，或者记得那天是几号？

    进行法庭辩论的时候，凯瑟琳只是在装模作样地听着。她被隔离在法庭的后面，看起来对辩论不怎么关注。她的律师辩论得很出色，可这对她来说已经不要紧了。

    要紧的是，她看到了米兰达。

    她已经多次告诫女儿，让她不要来，在监狱的严格监管下给她打过电话，还写过信。她之所以能保持理智，就是因为知道米兰达是安全的，在6000多公里远的地方，遥不可及。她也答应过不会回来。可今天早上，凯瑟琳抬头朝旁听席观望时，竟然看到了米兰达。整个上午，她都在想这件事，午饭的时候，她牢房的门开了，米兰达站在那儿，不安地微笑着。

    “你来这儿做什么？”

    “妈妈，我必须来。”

    “不，你不用来的。我告诉过你不要来。回家去吧，和你的家人在一起。”

    “妈妈，你不懂我的感受。我不能就这样抛下你一个人。要是你被定罪的话——我也活不下去了。”

    “你看，我有这么好的辩护小组，一个很棒的大律师，她认为我会无罪释放。因此，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很快就自由了。”

    “我不是担心，妈妈，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必须要说……”

    “我不想听，亲爱的，拜托你，不要再说了！”

    “我做……”

    “我不想知道你做了什么，你怎么做的，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听着，这是我的审判，我是被关在这里的人，而且我们都知道，隔墙有耳。录音机、隐藏的麦克风，什么都有。所以，闭嘴，米兰达，请不要再说了，听我的。好吗？如果你爱我的话。”

    “好吧。”

    “那好，我现在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你也失去了一个妹妹。我们都知道这有多痛心。那个男人肯定杀了她，所以，曼蒂，不管谁杀了他，都做了件好事，一件正确的事。因为他是个恶魔——要是没人阻止他的话，他肯定会继续做伤天害理的事，一次接一次。他是个杀手，没有他，世界会变得更好。”

    “妈妈，我知道，我知道，可这事我感觉不妙。答应我，如果你会输掉官司，就让我自首吧。那才是正确的事，你也知道，那会让我最终得到安宁。”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