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维夫

    乌兹·纳沃特于次日早晨前往特拉维夫。他来到沙姆龙的“黑色办公室”，这意味着，不论是勒夫还是其他高级下属，都不可能看到他的造访。他用那只粗壮的胳膊勾着一只光溜溜的金属质公文包，就是生意人爱用的那种，就好像里面装了太珍贵的东西，连皮革也不足以保证其安全。他搭乘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不过同其他旅客不同的是，没有人要求纳沃特开箱接受检查。他也没有被迫经历令人发疯的程序，没有遭受以色列航空保安部的问讯，更没有面对那些晒得黝黑的青年安保人员。他平平安安地走进了沙姆龙的办公室。刚一进屋，他就摆弄着公文箱的组合部件——这是离开巴黎大使馆之后他第一次打开箱子。他把手伸进箱子，只取出了一件东西：一盘录像带。

    这盘录像，纳沃特数不清老头儿看了多少遍。二十遍，三十遍，也许五十遍。他抽了许多支廉价的土耳其香烟，纳沃特隔着烟雾，几乎看不清播放录像的屏幕。沙姆龙看得入了迷。他坐在椅子里，双臂交叠，头后仰着，为的是从黑边老花镜的缝隙处向外探望。他的鼻子向前戳着，好似一把匕首。纳沃特偶尔会对录像的背景做几句解说，然而沙姆龙此刻只能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

    “据博物馆的保安部说，伊利亚胡和他的陪同人员十点二十七分进入汽车，”纳沃特说道，“你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有时间显示，阿拉伯人在十点二十六分整拨打了报信电话。”

    沙姆龙什么也没说，按了一下遥控器的倒带键，又看了一遍录像。

    “看他的手，”纳沃特屏住呼吸说道，“号码是预先输入手机的。他只是用大拇指按了两三下键盘，然后就开始通话了。”

    沙姆龙没有任何反应，既没有对这个信息发生兴趣，也没有表示他认为此事与主题完全无关。

    “也许我们可以从电信公司获得记录，”纳沃特说完，又补了一句，“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他拨打的那个号码，让它带我们找到塔里克。”

    沙姆龙没有开口，其实他本想告诉年轻的纳沃特，在塔里克和法国电信公司之间多半还隔着半打特工。像这样的查询，听起来挺聪明，却是绝对不会有结果的。

    “给我说说，乌兹，”沙姆龙终于开口了，“那小子的银盘里放着什么吃的？”

    “头儿，你说什么？”

    “食物，法式开胃菜，他盘子里的。那是什么呀？”

    “鸡肉，头儿。”

    “什么样的鸡肉，乌兹？”

    “我不知道，头儿，就是鸡肉。”

    沙姆龙失望地摇摇头：“那是唐杜里烤鸡，乌兹。唐杜里，来自印度。”

    “随你怎么说，头儿。”

    “唐杜里烤鸡，”沙姆龙重复着，“这个有点儿意思。你应该注意到，乌兹。”

    纳沃特领用了一辆机构的公车，超速飞驰在通往凯撒里亚的沿海大道上。他刚刚完成了一项非常漂亮的任务——从奥塞博物馆偷出来一盘录像带，然而老头儿唯一感兴趣的内容只是其中的鸡肉。究竟是肯德基还是唐杜里，又有何区别呢？也许勒夫是对的，也许沙姆龙真的是过气了。所谓“行将赴地狱的老人”啊。

    最近在机构内部流传着一个说法：我们离上一次灾难越远，离下一次灾难就越近。沙姆龙会踩上一脚屎的，没跑儿。然后，他们就可以再次把他扫地出门，这回他就再也回不来了。

    然而纳沃特发觉，他自己真的很在乎老头儿对他的看法。与他的同龄官员一样，他也极其尊敬沙姆龙。他多年来为老人做了很多事情，都是别人不愿干的脏活儿，都是必须对勒夫和其他人保密的事情。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只要能挽回老人的威望。

    他开进了凯撒里亚，在一幢距海边只有几条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