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她就不必听他那恶心的声音了。

    第三通电话是费奥纳·理查德森打来的，费奥纳是安娜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信任的人。每当她遇到什么挫折，萎靡不振的时候，费奥纳都会陪在她身边，把她从失意中拉出来。“你到家了吗，安娜？葬礼怎么样？肯定很糟糕吧，这种事情总是这样。我在想你去威尼斯演出的事情，也许我们该把它推迟一段时间。扎卡里亚会理解的，你的乐迷们也会理解的。刚经历过这种事情，没有人能这么快上台演出的，你需要一点时间来哀悼，安娜——即使你一直讨厌那个老混蛋。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吧。”

    她不会把威尼斯的独奏会取消的，她很纳闷为什么费奥纳会提出这个建议。之前已经取消两场演出了，新闻界、乐团团长及各大主办方早已一片哗然。如果她再取消第三场演出，造成的损失将变得难以挽回。她打算明天早上给费奥纳打电话，告诉她自己会在两周之内到达威尼斯。

    最后一通电话还是费奥纳打来的。

    “还有一件事情，安娜。前两天以色列大使馆来了一位非常和善的绅士，他说他想见你。他说他有你父亲被害的线索。这男的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你可能会对他想说的话有兴趣。他给我留了个电话号码，你手头有笔吗？”

    费奥纳把号码报了出来。

    卡洛斯已经往壁炉里加了一堆橄榄木，安娜把木头点燃，懒洋洋地靠在沙发里，看着壁炉里的火越烧越旺。她就着跳动的火光看着自己的左手，火光投射出来的影子在她的伤疤上摇曳着。

    她一直以为父亲的死会给她带来某种“内心的宁静”，好比“尘埃落定”——美国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对她来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也比生在一个人情冷漠的家庭要好。如果父亲是寿终正寝，她或许还能找到某种内心的宁静，但事实正好相反，父亲是在自己家里被射杀了。

    她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父亲葬礼的画面。举行葬礼的地点在利马特河河岸的一座古老教堂——苏黎世圣母大教堂。来宾们就像前来观摩股东大会的看客一样，似乎全城所有的金融界人士都到场了，大银行、大商行的青年才俊、财界精英和仍然在世的老一辈金融寡头齐聚一堂，其中有些人二十五年前还出席过她母亲的葬礼。

    听悼词的时候，安娜发现自己非常讨厌父亲被谋杀的事实。从小到大，那个老家伙给她带来的伤害就不可胜数。这次他仿佛算计好了似的，就算死也不肯安安静静地走，而是要以如此暴烈的方式再给她带来最后一次伤害。媒体大肆加油添醋，把她家里所有不幸的往事都翻了出来：母亲的自杀、哥哥在环瑞自行车赛上的车祸、她自己的左手负伤……所有这些串在一起，最终得出一个荒唐透顶的结论，“被诅咒的家庭”——这是《新苏黎世报》当天头版头条刊载这篇新闻时所用的标题。

    安娜·罗尔夫不相信诅咒，她认为凡事总有一个原因。她之所以伤了左手，是因为她太愚蠢了，明明天上乌云滚滚，暴风雨马上就要来袭，她还愣是站在山脊上不走；她哥哥之所以出了车祸，是因为他故意选了一个高危职业，好跟父亲斗气；至于她母亲……安娜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自杀，其中的内情恐怕只有她父亲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母亲的自杀是有原因的，这不是什么诅咒在作祟。

    同样，这次父亲被杀也不是诅咒作祟。

    可他为什么会被人杀害呢？葬礼前一天，她被苏黎世警方盘问了很久，盘问她的是一个叫做格哈特·彼得森的安全局官员。你父亲有什么仇人吗，罗尔夫小姐？你知道哪些人想伤害他吗？如果你有什么线索可以协助调查，请马上告诉我们，罗尔夫小姐。她的确知道些线索，但这不是能跟瑞士警方讲的事情，她一直觉得，瑞士警方其实就是幕后黑手之一。

    既然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