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纳蒂神父开口反驳道。

    加百列看了一眼沙姆龙，然后又看了一眼教皇。教皇把手慢慢地放在他那位秘书的胳膊上，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保罗七世教皇说道：“信上所说都是千真万确的，除了一个细节之外——我当时躺在瑞嘉娜修女的腿上并没有睡着，而是不想再继续往下背《玫瑰经》了。”

    他给大家讲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一个来自意大利北部山区贫困乡村的小男孩。九岁时，男孩儿成了孤儿，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小男孩儿来到了河边的一家女修道院，在那里的厨房工作，他还和那儿的一位名叫瑞嘉娜·卡尔卡西的修女成了好朋友。那位修女待他像母亲，像老师。她教他读书写字，教他欣赏艺术和音乐作品，教他敬爱上帝，还教他学德语。她叫他西西奥托——小胖孩儿。战后，在瑞嘉娜放弃做修女，离开修道院以后，他也离开了。和瑞嘉娜·卡尔卡西一样，他对教会的信仰被战时发生的事情所动摇了。他来到米兰，一无所有，在大街上流浪，以偷钱包和抢劫店铺为生。他遭警察逮捕过很多次，被揍得鼻青脸肿。一天晚上，他被一群流氓打得奄奄一息，然后被拖到当地一家教堂的楼梯阶上等死。第二天早上，一个教士发现了他，并把他送进了医院。那个教士每天都去医院看他，还帮他付药费。教士发现，这个脏兮兮的街头小混混居然在修道院待过，会读书写字，对经文和教会也了解不少。为了帮他脱离贫困的生活，免去牢狱之灾，教士劝说男孩进神学院学习神学。小男孩同意了，从此，他的生活被永远地改变了。

    加百列、沙姆龙和伊莱·拉冯面无表情，专注地听教皇回忆，多纳蒂神父低头看着自己的笔记本，却没有动笔。等教皇讲完了，屋子里一片沉寂，最后还是沙姆龙先开口了：“阁下，请您必须清楚一点，我们的目的不是想抖出加尔达湖边女修道院的事以及您的过去。我们只想查出是谁杀害了本杰明·斯特恩，以及杀害他的原因。”

    “沙姆龙先生，你说的这些事，我并没有生气。虽然这些文件都是些痛苦的回忆，不过它们必须被公之于众，这样也好接受历史学家以及广大犹太人还有天主教的检查核实，然后找到它们应属的位置。”

    沙姆龙把文件放在教皇面前：“我们不想公布出来。我们把这些东西交给您，由您来决定怎么处理它们。”

    教皇低头看着这些纸，眼神迷离，仿佛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我们的庇护十二世教皇并不像敌人口中说的那样道德败坏。不幸的是，他也没有像包括教会在内的支持者们口中说的那么完美。他选择沉默也是有原因的——他害怕和德国天主教决裂，害怕德国报复梵蒂冈，他一直都想充当一个主张和平的外交使者。不过，我们还得面对不争的事实：同盟国想要他站出来对大屠杀的行为表示抗议，同时，阿道夫·希特勒却想要他闭口不言。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痛恨共产主义也好，支持德国也好，他的私人生活中都是德国人。于是庇护教皇站在了希特勒的一方，至今，这阴影还一直笼罩着我们。当时，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一名教士——一位穿着教士长袍、以上帝以及所有正当的名义大声呵斥那些凶手，并制止他们的恶行的人，而那个时候，那个教士却想要成为一名政治家。”

    教皇抬起头，仔细地看了看面前的几张面孔——先是拉冯，接着加百列，最后是沙姆龙，目光在沙姆龙的脸上停留的时间最长。“沉默是德国人手中的武器，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让人不安的事实。这武器让搜捕和驱逐行动在最小的抗力下进行着。有几百名甚至是几千名天主教成员参加了援救犹太人的行动。不过，如果当初欧洲的神父和修女能够收到教皇的指示，哪怕是因为反抗大屠杀而稍微做出点动作，会有更多的天主教成员帮助犹太人避难，结果也将会有更多的犹太人幸免于那次战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