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阴影笼罩在他们头顶。加百列认为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存在。从那天晚上起，他就来了。那天晚上，在维也纳，麦克斯·克莱恩对加百列讲了那位党卫军军官的故事：此人在奥斯威辛亲手谋杀了数十名囚徒，如今却每天都坐在中央咖啡馆里，享受着午后的咖啡。直到此刻，沙姆龙仍然极力避免提到艾希曼的名字。

    抓捕艾希曼的故事，加百列以前听过许多次。不错，1972年9月，沙姆龙就使用这个故事刺激了加百列，使他加入了“天谴”的行动团队。在英格兰花园的林荫步道上，沙姆龙所讲述的版本更为详细，胜过了加百列此前听到的所有版本。加百列懂得，他说的这些并不是一个老头儿絮絮叨叨地回顾自己昨日的荣耀。沙姆龙从来不会吹嘘自己的成就，出版商也绝对没机会出版他的回忆录。加百列知道，他告诉自己艾希曼的事情，是有理由的。我走过的路，是你也会走过的。沙姆龙这样说，不过会换个时间，换个地点，由另一个人陪伴；但这个历程你应该知道。有几次，加百列感觉自己仿佛在陪着历史老人走路。

    “等待逃离的飞机，那是最困难的阶段。我们带着这个阶下囚困守在保密公寓里。有些成员无法忍受这样看守他，我只好一夜又一夜守在他的房间里，看着他。他被锁在一张铁床上，穿着睡衣，戴着遮光眼镜。我们是严格禁止同他交谈的。允许同他讲话的，唯有审讯员。我没法遵守这些命令。你想想看，我必须知道，这个连见了血都恶心的男人，如何就屠杀了我们六百万的人民？他又是怎么杀了我的父母、我的两个姐姐？我问他为何要那么做，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因为那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加百列——似乎他只是一个银行职员或是火车上的列车员。”

    后来，站在拱桥的栏杆前，他们俯瞰着流水。

    “有一刻我的确想杀了他，加百列——当时他告诉我，他并不恨犹太人民，他其实还很敬慕犹太人。他还想让我相信，他多么喜爱犹太人，于是开口背诵我们的经文：听吧，以色列，主是我们的神，是唯一的上帝！这几个词从他这种人嘴里说出来，我实在受不了，就是这张嘴发布了屠杀六百万人的命令。我伸手掐住他的脸，掐得他闭上了嘴。他开始颤抖抽搐。我以为我把他弄得心脏病发作了。他问我是不是要杀了他，他还求我不要伤害他的儿子。这个人曾经把别人的孩子从父母手里夺下来，扔进火里，现在却关心自己的孩子，他还以为我们会像他一样，连儿童也谋杀。”

    在一座废弃的露天啤酒店，一张布满划痕的木桌前。

    “我们要求他同意自愿随我们回以色列，他当然不愿意去。他想在阿根廷或德国接受审判。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他都得在以色列受审。我冒着断送职业生涯的风险，允许他喝了点红酒，抽了支烟。我没有和杀人犯一道饮酒，我做不到。我向他保证，他会获得一个机会，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陈述他的所作所为，保证他会接受公正的审判，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对结果不作任何幻想，但听说能向全世界为自己作个解释，他似乎颇为所动。我还对他直说，至少还有人明确通知他将被处死，他自己却剥夺了几百万人的这份尊严。那些人听着麦克斯·克莱恩奏着小夜曲，走向‘更衣室’和毒气室的时候，还都蒙在鼓里。他在文件上签了字，填写日期的时候活像个熟练的德国官僚。事情就这么办妥了。”

    加百列专注地听着，衣领竖着，裹着耳朵，双手塞在口袋里。沙姆龙的焦点从阿道夫·艾希曼转到了埃瑞克·拉德克。

    “比起我，你有个便利条件，因为你曾经在中央咖啡馆面对面地会过他。当初在行动前，我只是从远处见过艾希曼。当时我们是在监视他的寓所，计划抓捕行动。不过我没和他说过话，连站在他身边的机会也没有。我精确地知道他的身高，却无法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