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就是这间公寓，盖世太保破门而入，抢走了我们所有最值钱的东西：挂毯、银器、名画，连安息日的烛台也不放过。我和父亲被关押了，还强迫我们用滚水和牙刷清洗人行道。我们教堂的犹太教士被人拖到街上，胡子硬生生从脸上揪下来，一群奥地利人嬉笑着围观。我想要阻止他们，结果差点被活活打死。当然，我是不能够上医院的一一那是新颁布的《反犹太法》明令禁止的。”

    不到一个星期的工夫，全欧洲最有影响、最重要的奥地利犹太社区土崩瓦解：社区中心和犹太人结社被关闭，犹太领袖进了监狱，犹太教堂关门，祈祷书籍被焚毁。4月1日，一百名杰出的公众人物和商人被驱赶到达豪集中营。不到一个月，五百名犹太人选择了自杀，他们宁死不愿再受凌辱和苦难，他们当中有一个四口之家，就住在克莱恩家的隔壁。“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开枪自尽，”克莱恩说道，“我躺在自己床上，从头到尾听到了全过程，一枪接着一阵哭泣，再一枪，哭得更凶。四枪之后，他们都不哭了，只有我在哭。”

    犹太社区超过半数的居民决定离开奥地利，移居他乡。麦克斯·克莱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获得了一张签证，并于1939年抵达荷兰。不到一年的光景，他所在的地方再次陷入纳粹的魔掌。“我父亲决定留在维也纳，”克莱恩说，“他相信法律，你瞧瞧。他认为只要自己严守法律，就会没事的，风暴终将过去。当然，实际上局势越来越糟，等他终于决定离开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克莱恩想给自己再斟一杯茶，可是他的手抖得厉害。加百列替他倒了一杯，又温柔地问起他的父母和妹妹后来怎样了。

    “1941年秋天，他们被驱赶到波兰，限定居住在罗兹的犹太人区。1942年1月，他们最后一次遭到驱赶，来到了斩尽杀绝的切姆诺集中营。”

    “那你呢？”

    克莱恩把头一偏——我呢？同样的命运，不同的结果。1942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被捕，关押在韦斯特博克中转营，然后一路向东，来到了奥斯威辛。在车站的月台上，正当饥渴欲死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声音。那是个穿着囚衣的男人，他问道，车上有没有音乐家？克莱恩挣扎着发出声音，犹如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条救命的缆绳。我是个小提琴手。他告诉那个身穿条纹狱服的人。你有乐器吗？他举了举那只破旧的琴箱——这是他从韦斯特博克带出来的唯一一件东西。跟我来吧。今天你交好运了。

    “我的幸运日，”克莱恩空洞地重复着，“接下来的两年半，超过一百万同胞灰飞烟灭，而我和同事们却在演奏音乐。我们在车站的坡道上演奏，为的是制造一种错觉，让新来的囚徒认为这是个宜人的地方。那些活死人走向毒气室赴死的时候我们会伴奏。伴着无休止的点名，我们也要演奏。早晨，奴隶们上工时我们也得演奏。下午。他们蹒跚着走回营房，眼里一片死寂，我们也要伴奏。甚至执行死刑之前，我们还得伴奏。到了星期日，我们会为长官和他的僚属演奏。不断有人自杀，我们的乐队一直在减员。很快，我不得不去物色新的音乐家填补身边的空座。”

    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约是1942年夏天吧，不好意思，阿戈夫先生，我记不得具体日期了。”当时克莱恩完成了演奏，正在回营房的路上。一名党卫军军官从后面赶上来，把他打倒在地。克莱恩爬起来，立正站好，回避着党卫军的逼视。尽管如此，他还是看清了那张脸，而且记得自己曾见过此人一次。那是在维也纳，在犹太移民署的中央办公室。不过当时他穿着一套精致的灰色正装，就站在阿道夫·艾希曼的身边。

    “这位武装党卫军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告诉我，他要做个试验，”克莱恩说，“他命我演奏勃拉姆斯的《G大调第一号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