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把他惊醒了。和所有安全屋里的电话一样，这部电话也没有响铃，只有一个闪灯，就像航道标志一样亮，把他的眼皮都映红了。他伸出手，把听筒拿到了耳边。

    “醒醒吧。”是西蒙·帕斯纳。

    “几点了？”

    “八点半。”

    加百列已经睡了十二小时。

    “穿好衣服。既然你来了，有些东西你应该看看。”

    “我分析过那些照片，报告我也全读过。我不用看了。”

    “不，你得看。”

    “为什么？”

    “你看了以后会生气。”

    “那有什么好处？”

    “有时候我们需要上点火。”帕斯纳说，“我一小时后在博尔盖塞艺术馆的台阶上等你，别让我像傻子一样站在那儿。”

    帕斯纳挂断了电话。加百列爬下床，在淋浴头下面站了很长时间，考虑着是否要刮掉他的胡子。最后他决定把它修修齐。他穿上肯普先生的黑色西服套装，到维内托路买了杯咖啡。一小时后，他沿着林荫道向那条长阶走去。罗马探员正坐在一张大理石的长凳上，嘴上叼着香烟。

    “胡子挺有型，”帕斯纳说，“上帝啊，你的脸色可真难看。”

    “我得找个理由才能留在开罗的酒店里。”

    “你怎么做的？”

    加百列坦白告诉了他：一种常见的药，如果使用不当就会造成严重的肠胃病，但时间很短。

    “你吃了几片？”

    “三片。”

    “可怜的家伙。”

    他们穿过花园一路向北——帕斯纳是一个自我主义者。加百列走在他身边，紧密的行程和持续不断的焦虑让他疲惫不堪。公园的旁边，也就是花园附近，是爆炸案地点旁那条死胡同的入口。在爆炸发生后的这段时间，全世界的媒体都汇聚在了这个路口。地面上还留着他们扔的烟头和压扁的纸咖啡杯。在加百列看来，这里就像刚过完丰收节的农田。

    他们走进了那条街，沿着缓坡往下走，来到一道临时搭建的铁栅栏前。意大利警察和以色列安全人员正在那里站岗。帕斯纳和他这位留着胡子的德国朋友马上被放了进去。

    穿过围栏之后，他们看到了毁灭的第一批标记：没了针叶的伞松、窗户被震碎的别墅、无数扭曲的碎片像废纸一样躺在地上。再走几步就看到了爆炸后的大坑，那个坑至少有十英尺深，旁边是烧焦的柏油路，爆炸地点旁的楼宇几乎什么也不剩了。再往里走，建筑物的主体结构还在，但正对着爆炸点的一面已经被炸毁，看上去就像是孩子的玩具屋。加百列甚至看得到一间办公室桌子上摆着的照片，洗手间挂环上搭着的毛巾。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味，甚至还可能夹杂着烧焦的肉味。使馆深处传来了挖土机和推土机工作的轰隆声。犯罪现场和被谋杀的受害人尸体一样，已经给出了最后的线索，现在到了下葬的时候了。

    加百列在这里逗留的时间比他想象的要长。任何旧日的伤口，无论真实的或是情感上的，以及任何悲痛或政治纷争，都不能解释这样的行为。帕斯纳是对的，亲眼目睹此情此景会让他愤怒，但还有一些别的情感，除愤怒之外的情感，燃起了他的仇恨。他转过身，开始朝坡上走，帕斯纳静静地跟着他离开。

    “谁让你带我来的？”

    “我自己的主意。”

    “谁？”

    “沙姆龙。”帕斯纳轻声说。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加百列停了下来。“为什么，西蒙？”

    “‘瓦拉什’昨晚开了个会，就在你在法兰克福登机后。回你的安全屋吧，在那儿等下一步指示，会有人联络你的。”

    接着，帕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