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琢磨着沈恕偷拍这段录像的意图，陈广的一个动作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在检验尸体右臂时，一只手在尸体手掌上轻轻一抹，然后把一样东西握在手里，却没有装进证物袋，也未展示给任何人看，而是捏在手里，继续工作。他的动作很快，又不失连续性，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事实上，在现场那种光线条件下，我又站在较远的地方，当时我压根儿没看到陈广的这个动作。而于银宝直到此时仍一脸迷惑地盯着屏幕，对陈广的举动茫然不解。

    我想起沈恕在现场曾对陈广说起“凶手这次未留下犯罪预警，与前两起命案不同”，而陈广当时并未表示反对意见。难道他藏起来的竟然是凶手留下来的证物？可他为什么要甘冒风险这样做？他在尽力阻碍警方找到凶手，也许他与凶手有某种特殊关系？

    我问沈恕：“那是什么？是不是凶手留下来的，指向他下一次要杀害的对象？”

    沈恕摇摇头，显然他也不知道被陈广藏匿起来的是什么。我们把录像带倒回去，局部放大，一点点拉近画面，终于隐隐约约分辨出那东西的轮廓，但有一点轮廓也就足够了，因为我们三人都对那东西再也熟悉不过，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警徽！”

    那握在陶英尸体的手里、被陈广藏匿的东西正是一枚警徽。凶手的下一个杀害对象，竟是一名警察！

    “妈的，胆大包天了，敢动警察！再杀一个，这王八蛋可就杀害四个人了。”于银宝气愤地骂着。

    沈恕闻言微微一震，似乎猛然想起了什么，喃喃地念叨：“四个人，四个人，那个孩子，那个孩子……”

    我和于银宝满头雾水，不知他在嘀咕什么。

    沈恕忽然问于银宝：“去现场前，我让你找一找陶英遇害前观看的那场话剧的详细资料，现在找到了没有？”

    于银宝一拍脑门，答道：“你要不提这茬我差点给忘了，那会事情多，我又分不出身来，让两名协警帮我跑一趟，现在应该已经回来了。”于银宝拿起电话问了几句，说：“他俩马上就把剧本送过来。”

    话剧名是。

    我说：“这名字很耳熟，以前在哪里听过。”

    于银宝附和说：“对，好像挺有名的。”

    沈恕说：“这是苏南编剧兼导演的话剧，现在人不在了，戏还在演。我们调查苏南遇害案时，听人简单介绍过这幕戏，好像是‘文革’题材。”他一边说，一边翻阅剧本，很快就入了神。

    这幕话剧，活生生地再现了那个非常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相互背叛、出卖、凌辱、残杀的真相。“文革”末期，四名来自市内四所高校的红卫兵，分别代表红旗战斗队、东方红战斗队、上甘岭战斗队和井冈山战斗队，闯进某高校余姓教授的家中。四名红卫兵三男一女，他们互相之间并不熟悉，却“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目的就是余教授家祖传的一幅书圣王羲之的墨宝真迹。这幅书法作品如此珍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仅是余家的藏物，更是全人类的财富。但是对于这四名红卫兵来说，它却是“四旧”，是封建残余，必须要毁掉它，以免它继续毒害后人。

    余教授像珍视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这幅墨宝，怎肯让红卫兵们毁去。任四名红卫兵怎样抄家、打砸、呵斥、殴打，余教授夫妇满面鲜血，衣服被扯得破烂不堪，仍绝不吐露书法作品藏在什么地方。余教授的年方十岁的独生子也被打倒在地，鼻血不停地流。杀红了眼的红卫兵把余教授夫妇的藏书、书稿、书画作品全都翻出来，堆在一起，点一根火柴扔上去，眨眼间就燃起熊熊大火，两名嗜书如命的知识分子的多年心血，片刻间付之一炬。余教授夫妇心如刀绞，奈何这时两人的双腿都已经被踩断，自救不暇，哪里还有能力反抗。

    红卫兵们终于找出了王羲之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