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识，陈广这人没有朋友，你看他表面上和谁关系都不错，但是细追究起来，他一个好朋友也没有，谁也猜不透他。”

    我有些失望，老人家只提供了些泛泛的信息，没有可供深入追查的线索。眼看再聊下去他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我只好胡乱说几句感谢的话，向他告辞。老人腿脚不便，没有向外送。当我快走到门口时，他却忽然说：“你不是公安局党组的，你是查案的，陈广是不是摊上事了？”

    “您，您……这是怎么说呢？”我一怔，尴尬地转过身面向他。

    “小姑娘，你当我老了，不中用了，就随便哄我。你老实说，陈广到底摊上什么事了？”钱学礼的嘴角上扬，透出一丝笑意。

    我的脑海里在继续圆谎和如实交代之间斗争了几秒钟，就走过去，坐在钱学礼对面，把连环凶杀案、徐剑鸣遭遇枪击、陈广的误导鉴定以及我的真实来意一五一十地向他和盘托出。

    听罢这惊心动魄的案情，老人的一双看透世情的眼里竟泪花闪闪，长叹一声说：“竟然死了这么多人，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唉，世界上的事，果然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我诚恳地对老人说：“事情过去这么久，当年的知情人已很难找到，重案队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又无法对陈广展开调查，所以我恳求钱伯伯，如果您还知道什么情况，请一定要告诉我，让凶手不再逍遥法外。”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老人开口前，我的电话响了，竟然是陈广打来的。我的心猛地一下揪紧，这些天陈广打给我的电话明显比以前多，他究竟在干什么？监视我？我向钱学礼递了个眼色，示意他别出声，才将电话接起来。

    “在哪里？小王庄有一起伤人案，赶快回局里，和我去现场。”陈广的声音还是不咸不淡的。

    挂断电话，我无奈地向钱学礼摊摊手，表示我要走了。钱学礼的右手一扬，亮出一枚又长又宽的古铜色钥匙，说：“拿去吧，也许这里有你需要的答案。”

    我不解地接过钥匙，说：“这是什么？”

    钱学礼的目光黯淡下来，脸上出现古稀老人才有的疲惫和厌倦的神情，缓缓说出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我曾经有个名叫古若诚的学生，比陈广高一届，‘文革’时是红旗战斗队的队长，和陈广算是亲密战友了，也曾参与过对我的批斗。‘文革’结束后，他分配到市社科院工作，研究方向是本省和本市的历史。他思想成熟后，痛定思痛，对‘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忏悔和深刻反思，写了满满四大本日记，不过受形势所限，这些日记从没有公开发表过。他在七年前因病去世，临死前把这些日记交给我保存，说我们师生之间的恩义和仇怨，以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的风风雨雨，都在这几本日记里了。我并没有翻阅过那本日记，因为我始终认为，一个民族的悲剧不该由哪个具体的人来承担罪责。古若诚淹没在革命造反的洪流里，并不全是他的错。那些日记都留在我家空置的老房子里，如果不是你来找我，我几乎已经忘了。”

    钱学礼交给我的，是老房子的钥匙，日记就藏在老房子的储物间里。

    这时，陈广的电话又打了进来，催问我到了什么地方。我连声说：“快到了，快到了。”给钱学礼鞠了个躬，退出门外，叫了一辆出租车，一溜烟地向市公安局赶去。

    在小王庄办完案子，已经是下午六点来钟。我惦记着那几本日记，看看天色还亮，饭也顾不上吃，就急匆匆地按照钱学礼给我的地址寻到他家的老房子去。

    这是坐落在市郊的一套老式平房，房前有一座四方的小小院落。红砖青瓦，门窗都刷有嫩绿色的漆，如果放在以前，也许还算雅致，现在由于荒置已久，院子里杂草丛生，墙面和门窗上斑斑驳驳，布满风雨侵蚀的痕迹。这时已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