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没有问题。鸡肉香脆。烤马铃薯咸淡适中。沾莴苣叶的辣酸酱很够味。餐桌上还有一瓶冰镇的加州白葡萄酒。

    可惜的是蒙妮卡的情绪，把这顿可口的晚餐整个破坏了。她沉默忧郁，心神恍惚。

    “怎么了？”狄雷尼问。

    “没什么。”

    两人收拾好餐桌，静坐着冲咖啡嚼脆饼。

    “怎么回事？”他再问。

    “没什么。”还是这句答辞，但是他瞧见她眼里贮着泪。他起身，凑向她。胖胳臂环住了她的肩膀。

    “蒙妮卡，究竟什么事？”

    “今天下午，”她吸着鼻子说。“那个座谈会是谈小孩子受虐待的问题。”

    “要命！”他拉过椅子，坐在她身边。手握着她的手。

    “艾德华，那太可怕了。我以为自己承受得住，可是不行。”

    “我明白。”

    “他们放了一部彩色影片。我真想死。”

    “我明白，我明白。”

    她凝视着他。

    “我不知道你怎么忍受得了，看这类事情看了三十年。”

    “我始终不能习惯，”他说：“永远都不能。你以为布恩为什么会开酒戒？”

    她一惊。“为了这点？”

    “部份。也是绝大部份。看着人怎么对付人——还有对付那些孩子。”

    “你看他会告诉蕾贝嘉吗？”

    “我不知道。可能不会。他觉得惭愧。”

    “惭愧！”她喊道。“对遇害的死者表示同情觉得惭愧？”

    “这是警察的职责。不容许参杂其他的情绪。”

    “我想喝一杯白兰地，”她说。

    白兰地喝过，厨房清理完毕，夫妇俩便进入书房。蒙妮卡坐下来，动手写信给孩子们：小艾迪、莉莎、玛莉和希薇雅。

    狄雷尼坐在她对面的一张旧木椅上。他又斟了一杯白兰地，边饮边看着赫伯的演讲稿。这已是第三遍。

    郎赫伯讲述的这些动机并无惊人之处。以他三十年警探的经验，狄雷尼都办过这些类似的案子。他认为郎赫伯的说词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理论重于实际。

    好比在实验室里，生物学家、科学家的兴趣专注在分析一个动物、一头野兽。但是对本身陷在森林中的人而言，这些分析、解说毫无意义。他面临的是纯猝的恐惧和危险。

    刑警人员就是置身在森林里的人。犯罪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是实验室里的人。后者关心的是因，前者关心的是果。

    另一点令狄雷尼失望的，便是“为什么”女人总是不在连续盲目凶杀凶手的名单之内，郎赫伯没有作深入的探讨。

    狄雷尼任由讲稿落在他的腿上。他摘下眼镜，按摩鼻梁，疲乏的揉着眼睛。

    “要不要再来一杯白兰地？”他问太太。

    她摇了摇头，专心写信。他定定的望着她。在台灯柔和的光线下，她显得女人味十足。皮肤润滑，发丝闪亮。

    她起劲的写着，脸上含着笑。这一刻，狄雷尼感觉，她彷佛就是他心目中一尊完美无瑕的女性塑像。

    “蒙妮卡。”

    她抬起头，眼光带着问号。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关于座谈会的问题？如果令你心烦的话，就不必了。”

    “不会。我现在已经好了。你想知道什么？”

    “他们有没有给你有关虐待儿童案件的统计资料，是增加还是减少？”

    “有，”她点头。“近十年一直在增，不过发言人说这可能是因为医生和医院方面警觉性提高，据实向官方呈报的关系。过去，他们都相信父母的说词，认为孩子是意外受伤。”

    “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