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很对，”她苦笑一笑。

    “好吧，现在我就把知道的告诉你们。”

    她起身，从小书桌上拿来两页打字稿。

    “六个人，”她对他们俩说。

    “四男两女。姓名、年龄、地址，还有一小段的简介。我只列出这些人主要的麻烦问题，不做确定的论断——比方自闭、严重型精神病，或是狂暴型抑郁病等等。我说过，他们不是我的病人，我不作任何诊断。好，我们开始看。”

    她戴上一副细边圆框眼镜。怪的是，这副老式的镜架，竟柔和了她刚毅的脸部线条，呈现出意想不到的魅力效果。

    “先提醒两位，我并没有按照特殊的顺序排列。排名第一的，不一定最具危险性。这六个人，全部都有暴力倾向。我不预备逐字的朗诵——只做扼要的说明……

    “第一个：贝隆纳，四十三岁。一个星期来三次。脾气狂暴，有使用暴力的纪录。隆纳第一次求诊，就是在重伤自己的妻子以后。不过他至少还知道自己有病，需要就医。

    “第二个：甘沙克，二十八岁。他是我先生的义诊病人之一，一周一次。大家叫他白痴专家，我个人很恨这种说法。沙克绝不是白痴，只是有些迟钝。甘沙克能用粉蜡笔画得一手风景画。可是有时候，会动手打同事或其他病人。

    “第三个：奥西薇，四十六岁。一周来看两次，常常喜欢挂急诊。西薇有严重的焦虑症，起因是由于对留胡子的男人害怕，而后转成了仇恨。有几次在公共场合，她曾经对留胡子的男人动过粗。”

    “您丈夫留胡子吗？”埃布尔纳·布恩问。

    “没有，他没有留。第四个：席文生，五十一岁。他的问题是妄想症。文生经常从背后攻击一些自以为在迫害他的人，包括他年迈的父母在内。他每周来三次。

    “第五个：叶乔安妮，三十五岁，一个很忧郁内向的女人，和寡母同居。乔安妮有三次自杀未遂的纪录，也就为了这一点，我才把她算上。自杀不成，往往发展成他杀的行为。

    “最后一个，吉哈洛，三十七岁。越战英雄，得过勋章。哈洛有着烈的罪恶感——不单是因为在战场上杀死太多人。主要为了朋友大多已经战死，唯独他存活下来。他发泄的方式是经常在酒馆里闹事，对自认为在侮辱他的人，加以人身攻击。

    “全部就是这些。至于其他细节，报告上都有。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狄雷尼与埃布尔纳·布恩看一眼。

    “只有一件，医生，”狄雷尼说，“这六个人是不是在服药？”

    “没有，”她立刻否定。

    “一个都没有。我先生不相信精神病方面的药物。他说，它们只治标，不治本。巧的是，我跟他的意见完全一致。只是我不像他那么偏激，偶尔当病人的身体确实有需要的时候，我会用药。”

    “您可以开药吗？”狄雷尼再问。

    她狠狠的瞪他一眼。

    “不能，不过我先生有执照。”

    “当然也可能这几个人自已有吃药的习惯。”布恩急着打圆场。

    “有可能，”黛安·艾勒比恢复她一贯自信十足的大声调。

    “任谁都有可能。你们谁拿这份报告？”

    “医生，”狄雷尼语气温和，“您只打了一份报告吗？”

    “对，没有副本。”

    “您办公室有没有复印机？布恩小组长和我各持一份，对于办案的速度大有帮助。”

    “我先生那边有，”她起身，“只消一会儿就好。”

    “我们也一起去吧，”狄雷尼说罢，两位男士一道站起。

    她注视着他们。

    “如果两位是为我的安全，那就谢谢了——实在无此必要。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