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步。在大学里的时候，邓一群竟然就没有想到要入党。当时，学校的党组织是想过发展他的，好几次催他写申请，但他却一直也没有上心。与社会上相比，在学校里入党是比较容易的。到了机关的这几年，他深深地感到成为一个党员是多么的重要。然而，这时的醒悟已经显得有些迟了。

    机关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入党非常困难，有时一年也发展不了三两个党员。表面上看那是党员们对新进来的同志要求严格，事实上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谁都知道，入党是提拔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你要是在单位里表现一般，别人看不出你有做官的野心，对同事们威胁较小的，那么你入党倒容易一些，若是你平时的野心让人看穿，那么你入党必然是千难万难。给青年人设置障碍的，往往就是那些有一些年纪而始终没有得到提拔，牢骚满腹、意志消沉的“同志”。

    邓一群年轻，还没有成为那样的“同志”。他要努力趁早解决自己，免得将来陷入那个“同志”的泥淖。

    像所有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的年轻人一样，邓一群根本不会写。有经验的老同志就让从党章中抄。邓一群一边抄，一边感到自己内心的严重虚假。一张纸上，写的尽是空洞而苍白的文字。为什么要入党？很明显，入党就是为做官做准备。入党是做官的前提。在机关里，你不争取入党就会被视为政治上不求进步的表现。所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都是必须的。写它的本身，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手段。

    周处长退休了，退得非常地不情愿，据说他在组织上找了他谈话之后，还发了火，无非是为自己摆功，然后睡在家整整两天没有出门。权力就要从他的手里失去了，这多么让他痛心啊！邓一群想：事实上他有什么功劳呢？他对他个人或家庭是有功的，而对单位、国家，有的只是损失，贪污腐败，他都沾了。

    在由干部处、老干部处和他们计划处联合举行的欢送会上，邓一群第一次注意到在老周身上表现出来的颓败，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他坐在那里，像一只发了瘟病的家鸡，脸色像猪肝一样地发紫。头上的白发也一下显得那么地刺目。他就要离开处长那个宝座了。在机关处级干部的交椅里，计划处处长的位置算是少数几个最吸引人的位置之一。偌大一个机关和下面几十个下属单位的财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因此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有无数的人要求他，要孝敬他。他可以不动声色地接受很多好处，这十几二十年的处长做下来，也不知比别人多享受了多少膏脂。他肥得都快流油了。在这个会议上，处里的同事再一次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假话。邓一群知道在处里，有好几位对老周有意见，甚至是很尖锐的，这时候都开始说老周怎么怎么好，对工作，对同事，让大家很是信服。厅里两位副厅长出席了欢送会，对周头的工作做了很多肯定，那种评价让邓一群想到，很像是追悼会上的悼词。

    邓一群也说了周头好多好话。事实上他对周头的退休，内心里真是痛快极了。不仅是因为周那次对他过火的行为，即使平时的一些做法，也让邓一群觉得他做官的虚伪：一面是装出来的严肃正经，一面却又是真实的肮脏自私；一方面表现出对下属是马列主义，无限上纲，一方面对自己实行自由主义，背着处里的其他同事大肆接受下属单位送来的好处，甚至和处里的妇女调情。邓一群注意到，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处里的那个罗正英明显疏远了与周永胜的关系。这也说明了一点，权力比周永胜的身体更有用，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身体也就不复存在。或者说，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身体也就形同虚设。对于四十来岁的妇女罗正英，需要处长的权力远胜于需要处长的身体。

    周头是在一种不名誉的情况下退休的，谁也想不到周永胜会在那样的年龄犯那样时髦的错误。邓一群从那次看到周头在办公室里拉罗正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