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还煞有介事地落到了我头上。我想起了一部电影里的场景，一群革命志士被押赴刑场，他们戴着脚镣手铐，步履踉跄地前行，唱着悲壮的歌。那歌在我心中萦绕，我情不自禁地唱出声来：“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我的嗓音低沉雄浑，我像英雄一样高昂起不屈的头颅，一股慷慨激越的情愫油然而生。很多行人朝我转过头来，崇敬地注视着我，也注视着我腋下的皮包。他们好像都知晓我身上的崇高使命，纷纷驻足观看，并且给我让路。我回头眺望，在那幢灰色大楼的八层的一间办公室里，贪官吴大德正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似乎已预感到大难临头。我甚至还看见由于内心的恐惧，吴大德夹烟的手在不住地颤抖。我走过了一个邮政所，我没有进去。我不想寄挂号，革命先烈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其中之一就是不要留下自己的手迹。我装着闲庭信步，一边往小摊上望一边往前走，直到碰见一个邮筒才止了步。这时，观望我的群众心有灵犀地转过头去，为我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举报的氛围。我举起一只手，边理头发边转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圈，确定在视线之内无人注意之后，迅速地掏出那封信，直接往邮筒里塞。我的头皮发麻，由于邮筒的开口过于狭窄，我塞了几次才成功。我清晰地听见信在邮筒里落下去，发出嚓的一声轻响。那声音如天籁一般美妙。我满意地拍拍手，心里说，吴大德你就等着正义的审判吧！然后，大义凛然地往回走。

    我进了一个公共厕所，重新打开皮包，看见那封信还在，才放下心来。那信当然还在，我只是在想象中将它投进了邮筒。我不会愚蠢到相信这种举报会有什么好结果。举报信回到被举报者案头的事，早听得耳朵起茧了。我若真举报，起码也会向省纪委举报。向同级的纪检机关举报，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就是惹来报复之祸。我要的只是举报的过程，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我已经使得吴大德恐惧地颤抖了，这就够了。

    过了两天，我又去找了那个邮筒，又一次好好地享受了那个过程。这一次，我不仅让吴大德颤抖，还让那张原本红光满面的脸失去了血色——当然，都是在我的想象之中。

    但是，我第三次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出了个大事故：我转到街角检查那封信时，发现它不见了。我把皮包里所有的口袋都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见到信的踪影。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难道真把它寄出去了？

    接待处新来了个叫陈建国的处长，吴晓露一下子从主要负责人降到了次要负责人。陈建国对吴晓露很客气，很照顾，只要她分管餐厅，除了陪客喝酒之外别的事一概不用她插手。从此接待处的大小事项都由陈建国说了算，签单权也自然收归一把手了。这样一来，吴晓露处处受制，很是憋气，她感觉还不如原来当办公室主任好。堂堂莲城名姐岂能受这种委屈？那就不是她吴晓露了。她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她要找人，当然首先要找的是吴大德。

    这天傍晚吴晓露陪完客出餐厅，看到吴大德站在大堂里与一个漂亮女人有说有笑。她默默地站在一旁，想等他们谈完了再过去。但等了十来分钟，也不见他们有分手的迹象。她只好走到一个僻静处，给吴大德打了一个电话：“吴书记，您是不是很忙？我有事跟你汇报。”

    她听见吴大德走了几步，好像是离开那个女人，躲到一边去了。

    吴大德说：“我忙得打屁的时间都没有呢！这样吧，晚上九点到我办公室来吧。”

    吴晓露犹豫了：“这不好吧，别人看见会说闲话的。”

    吴大德呵呵一笑：“莲城名姐什么时候怕起闲话来了？”

    “我是替你着想，怕影响你。”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准时来吧，好久没听你汇报了，有点想了呢。”

    晚上八点五十的样子，吴晓露如约去了办公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