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

    我写了近二十年小说，引人注目的是我的所谓官场小说。有种说法，叫我quot;官场小说第一人quot;。我是不敢承认这个名号的。我不是中国第一个写官场小说的人，也不是写官场小说最多的人，更不是官场小说写得最好的人。尽管热心的读者朋友给了我相当多的赞誉，我自己惟有惶恐而已。但有评论家认为，自从十年前我的《国画》出版，引发了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热，这也许是个事实。可能所谓quot;官场小说第一人quot;，就是从这件事上说起的。不过，这也不足以把这个名不符实的名头挂在我身上。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即使没有《国画》的出版，中国当代官场小说也会因某个机缘热起来。也许会因别人的某部小说，引发这个热潮。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中国当代官场小说，它的横空出世已经是不可忽视的文学事实。可以想象，百年以后研究这个阶段的文学史，闭着眼睛也绕不开这个事实。有这么多的作家写官场小说，每年出版这么多的官场小说，官场小说又这么受读者欢迎，这已容不得谁承认或不承认其存在。而某些官场小说出版后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同样会是今后人们研究这个时期文学、社会和政治问题极有价值的个案。

    为什么说官场小说热必然会出现呢？或者说，为什么近二十多年来文学会如此关注官场？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们考察民间语言的变化，就可发现某种奥秘。语言的春秋笔法，在读书人这里是门学问，有时还需专门教育才能够掌握。但是，普通老百姓不经意就在使用这种表现手法。事实上，目前的官员与官场是两个民间定义的概念，而与之相对应的正规概念则是干部和党政机关。

    后来更加规范和细化，干部细分为党务工作者、国家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等；党政机关细分为党委机关、政府机关、国家机关和军警机关等等。但通常挂在人们嘴边的却是两个民间概念：官员和官场。这不单纯是民间语言习惯问题，而是传达着复杂幽微的社会心理，即人们对官员人格以及官场生态的认识和判断。有意无意间，老百姓运用的就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也就是说，老百姓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措词选择，不动声色地表达了自己对官员和官场的感情倾向。

    这种情感倾向是耐人寻味的。如果我们不迂腐到逢字必查字典，就应该注意到quot;官quot;这个字在中国从1949年开始已经转入贬义，用三十年以前流行的话说，就是这个quot;官quot;字已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quot;干部quot;这个似乎带有革命和进步意味的词，取代了旧时代的quot;官quot;字。三十年前军队里也不讲quot;官兵quot;，而讲quot;全体指战员quot;。1949年以后部队对quot;官quot;的新说法是quot;部队指挥员quot;，对兵的说法是quot;战士quot;。人们只有在对上级表示愤怒时才使用quot;官quot;这个字：你们当官的如何如何！我们家乡老百姓早在多年前骂那些做事懒懒洋洋的人，会说：你像个官！而现在的情况是老百姓把进入公权部门的人员都称作quot;官quot;。

    我们尽可以去批评民间情绪的盲目性，但民间情绪的产生不是没有来由的。如果我们正视民意，就应该认真研究和对待民间情绪。因为它是社会动态的风向标。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用词的变化，从中都可窥见社会心理的微妙状态。我记得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官场上开始叫领导为老板。老板也是一个自1949年就已经死亡的词，因为它指的是私营企业的财产所有人，或旧时候有名望的戏班演员。1949年之后，私有企业主消亡了，而且其政治成分是剥削阶级；演员也叫文艺工作者了。所以，老板这个词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