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价值1万多港币）。显然是“吃人家的嘴软”的原因，当何春在会上提出因为规划方面的原因而放弃九龙城花园项目开发计划时，夏文成并不感到吃惊，更未采取措施查明真相，而是一再听任何春摆布。何春进一步提出：“已经由国信公司投入的资金仍由我运作，以后一并按利息归还香港旗胜公司。”这样一来，南州国信公司的300万美元和2450万元人民币，便成了何春个人的借款。夏文成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在会议纪要上签了字。

    这场收买与被收买的交易，终因一场意外事件而暴露了出来。1998年7月，香港金融风暴开始，房地产价向下狂泻。何春在香港的亚洲公司岌岌可危，即将倒闭。当南州国信察觉到投资风险并向何春催款时，何春又生一计借以拖延。他提出：将自己事实上分文未投资的所谓香港旗胜公司的50％股权转让给南州国信，另外再将自己在广州、深圳的部分物业作价45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南州国信。这样，何春便可以继续占用南州国信的那两笔资金了。

    要不是因为群众举报而对南州国信采取措施，这两笔资金还不知道要被拖到猴年马月呢。

    当何春完成了长篇叙述后，似乎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种解脱。他又掏出一支三五牌香烟，拿过粉红色的一次性打火机点上，将烟头搁在前面那只青花瓷大烟缸上敲了两下，开始对夏文成作一些总结性的交待。

    何春说：“夏文成这个人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贪钱，二是贪色，三是爱说大话。尤其在金钱方面，表现得更为直接和贪婪。”

    他举了几个典型例子：夏文成每次到香港，何春都要给他送礼，光“交际费”一项每次就是一万元。另外，还要用打牌方式，比如玩“锄大地”或者“21点”之类，故意输钱给他，每次少则三千，多则六七千港币。夏文成赢了钱后，都心安理得地拿走，并且表现出了一种乐此不疲的感觉。因为每当筹码少时，他就要向其他人“借”，而且还常常偷牌，显得有些赖皮。夏文成不仅深深爱上了这种只赢不输的游戏，而且爱屋及乌，对那副高级筹码把玩不停，最后居然把这玩意儿也讨回来了。现在还一直摆放在家里，供其玩乐。

    何春的香港亚洲公司破产后，夏文成曾主动与他联系过。夏在电话里说：“现在很多人在对我进行审计，还要审旗胜公司的事”。他提出要去上海找何春，何春说还是他到南州来吧。于是，去年年底，何春便专程赶到南州，与夏文成见了最后一面，并且在一起吃了晚饭。

    何春回忆说：“那天他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说我们在香港搞合资公司很正常的，我们之间经济上也没有问题。他说话的意思是我们之间定个基调，统一一下口径。他还跟我讲他私人也没有得到好处，意思是万一有人问我，不要讲送钱物的事情。他还讲我们打牌也只是玩玩而已，不要多讲什么。我感到他十分紧张，平时他爱谈笑风生，但这次他连酒都没喝，于是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是不要讲一些对他不利的话，我说没什么事情的，你放心好了。”

    到了今年四月，夏文成多次打电话找何春，而何春这时已经隐蔽起来，于是他就给何春的大姨夫季一谋打电话说：“调查我的人对我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了，跟我谈话的态度也明显不客气了。我对有些事情无法回答，请转告何春，让他补一些房子给我，拉拉平。”

    何春则说：“当时我大姨夫季一谋接电话时，我就在旁边。但是，我的处境比较困难，自己都东躲西藏的，没有固定住处。所以就没有去理他。”

    何春所说的这些话并不假。因为市公安局已经通过技术监控手段，一字不漏地掌握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并且正密切关注着他们的动向。

    四月六日这天，当何春把他与夏文成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交待了之后，市纪委便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