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场大的革命。”裘耀和大声说，“有那么一些人习惯了计划经济，习惯了在原来的路上走，害怕这条路充满荆棘和泥泞，不愿意改变多少年的传统和习惯，但是我相信，一旦这条路成为柏油路了，人人都会高兴的。”

    “裘耀和书记，你承担如此大的风险来改革原有的经济体制和模式，请问你的动机是什么?”

    裘耀和说：“经济改革就是一个经济民主的实现过程，而个体私营经济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基本形式，投入个体化、风险个体化、动力个体化，全球经济因此停滞了30多年，直到股份制的产生和建立。”他走出大门，记者随即围了过来，“股份制是一场革命，是经济制度民主化的表现，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表现形式。”

    裘耀和最后说：“我为什么一直在回避媒体，一个人一旦被舆论关注上了那未必是好事，足以能把一个好端端的人给毁了。”五十九

    裘耀和匆匆地和记者见了面，终于避开了媒体的追逐，刚回到办公室，就接到省委宣传部的电话：“裘书记吧!《全国法治探讨》杂志的两名记者要求采访石杨县，经请示省委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同意他们采访你，请你实事求是地就石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谈谈你的看法。’’

    接完电话，裘耀和感到《全国法治探讨》杂志记者采访他却通过省委和省委宣传部，说明他们并非一般报纸杂志，他甚至想到目前中国正在向法治化过渡，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入，商品经济的Et益发展，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越来越纷繁复杂，传统的经济管理手段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夜已经很深了，裘耀和放下平时必读的经济管理书本，开始认真研究法律和法治。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裘耀和同《全国法治探讨》杂志的两位记者见面了。两位记者一位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王千，是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人，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80年代中期毕业的法律女硕士朝澎。

    见面之后，朝澎说：“裘耀和书记，我们这次到石杨来，并不是一般记者的新闻采访，而是想和您共同探讨、研究中国到底怎样遏制人治，建立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

    裘耀和严肃地说：“关于人治和法治，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你们二位是专家，而我只是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一个地方县官员，还不能说对法治有多深的见解，只能就自己这一年多来的感受，谈点个人见解。”

    王千说：“这也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感谢裘书记接待我们。”

    裘耀和说：“中国是一个封建统治历史悠久的国家，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在中国‘为政在人，的积习很深，如果不对人治和人治思想进行彻底改变，就很难真正树立起法的权威，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许多问题的是非睦直，不是依靠法律条文，往往是由个别领导来裁决，从而造成许多问题上争论不休。”

    朝澎说：“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在解决‘人治’问题上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目前，有些单位家长式作风依然很严重，主要领导的绝对权力没有监督、制约，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裘耀和说：“说到这个问题，还应该从我们国家是一个封建统治国家说起。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一个国家的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每个王朝最高统治者无一不总揽全国军事、政治、经济、司法大权，所有政事只听凭一个人独断专行。‘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唯予一个有佚罚’，‘听予一人之作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了防止大权旁落，致使‘三公九卿，形同虚设”。皇权至高无上，与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