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着小虎的车，回袁家沟看望父母亲。

    我给父母亲拿着一份儿厚礼，价值四千元左右。给大伯二伯拿的两份儿礼也不薄，都在两千元左右。

    这些年中，我在玻管局苦斗，很少回家。每年只在春节前或春节后回去呆一两天，然后便匆匆离开。在这一两天中，我也很少出门，除几个必须去看的近亲，再哪儿也不去。

    袁家沟到紫雪城，有一百多公里路程。当干事那几年，回家都是坐公共汽车。开往袁家沟的车是紫雪市运输总公司最破烂的汽车。加之路况不好，有一半路是坑坑洼洼的黄土路，若是怀孕的女同志，颠得孩子都会早产。车厢里散发着呛人的汗臭味，难闻的劣质烟草味，以及刺鼻的黄尘味。坐一次车下来，以手在脸上一抹，能抹下一层黄土。嘴唇抿得再紧，也会有尘土粒钻进牙缝中，牙齿动一动便会发出响声，仿佛嘴里塞满了白糖粒——可惜不能像白糖那样咀嚼吞咽。目力所尽的地方，全是光秃秃的山，干燥的风肆无忌惮地从荒原上掠过。市运输公司派往袁家沟乡的司机是一个小鼻子小脸的老头，因开车慢，被称作“慢师”。慢师傅开车有多慢？你可以这样想像，骑一头黄牛从紫雪城到袁家沟乡得走多久，慢师傅开车就得走多久。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这种感觉更为明显，汽车就像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忽悠忽悠喘着气往上爬，随时都有可能像一个哮喘病人一般趴下。

    每次在冬日的寒风中灰头土脸拎个提包出现在村口时，我就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我低着头，快速地移动着双脚，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我不想碰到熟人，尤其不想碰到袁姓的人。因为我像个土拨鼠，哪里像我们袁家沟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哪里像一个市政府机关来的干部，与在集市上卖土豆归来的农村青年有什么两样？

    每年过春节回家，我都备三份儿礼。父母亲的一份儿是两条香烟、两瓶酒。香烟每条价格在五十元左右，酒每瓶的价格也不会超过五十元。总共是二百元钱。另外两份儿礼是给大伯二伯的，两份儿礼完全相同：一条二三十元钱的香烟，一瓶二三十元钱的酒，再买两包糕点，每份儿礼价值六十元左右。

    我做了副主任科员和不主持工作的副科长以后，回家一般仍以坐公共汽车为主。只有两次没有坐公共汽车，坐的是“专车”。但这两次坐“专车”的经历，却像做了两场噩梦。在我没有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之前，即使再有类似坐“专车”的机会，我也会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坚决放弃这样的机会——我宁肯坐公共汽车，也再不愿坐这样的“专车”——可见那两次坐“专车”受了怎样的刺激！

    一次坐“专车”是我做了副主任科员后，当时头脑一发热，觉得自己怎么也是个副科级了，搞一辆专车回去在村里扬扬头，给父母露露脸。（我亲爱的父母一生也没有露过几回脸啊！）我通过关系借了市政府另一个局一辆桑塔纳。那个局的政秘科长我认识，我曾给他帮过一个小忙。那天他让我早晨八点在玻管局门前等车。我七点半就提个包站在玻管局门口，就像提个包站在岳阳楼上一样，脸上“喜洋洋者矣”。心想：我也可以坐专车回一趟家了！我当时眼睛里放射出明亮而喜悦的光彩，用孟子的话说，就是“眸子瞭焉”（瞭：明亮），那副傻样，简直有点像小品里边的赵本山。

    可一直等到八点半，还不见车的影子。我打电话给政秘科长，他一会儿说车加油去了，一会儿说车哪儿有点毛病。“小毛病，好修！”这个鬼科长当时还用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影片里的台词这样幽我一默。直到九点五十分，车才不情愿地开过来。上车后，我殷勤地掏出一包特意买的好烟，抽出一支递给驾驶员。他瞧也不瞧我一眼，粗声粗气地说：“不抽烟！”然后便开车上了路。

    一路上他不说一句话。忽而将车开得飞快，就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