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这几个不要脸的女人按相同的办法进行严肃处理！”

    赵永明看了全史进一眼，不太满意地说：“史进同志，我们现在要作出决定，请你讲具体一点，不要云山雾罩的!”

    全史进尴尬地笑了笑说：“我的意思是既然王大牛给别人‘借种’，那么我们就可以对他实行计划生育手术，我们把他给结扎了，你看他还能去‘借种’吗？李爽爽副乡长的意思是同时把那几个妇女也结扎了，这就是对她们的一种处罚！”

    赵永明犹豫地说：“你说的这个办法不行，一个没有结婚的青年男子，被我们实行了计划生育手术，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如果他要到法院去告我们怎么办？我们不就违法了吗？”

    全史进给赵永明打气说：“如果他要去告我们，我们可以考虑把他按流氓罪论处，把他送给司法机关处理，让他坐几年牢！我看他是愿意坐牢，还是愿意结扎？”

    对于全史进这个人，杨正义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道貌岸然，突发奇想，这些别出心裁的想法往往居于正义与邪恶之间。杨正义在心里既赞同全史进的想法，又反对他的想法。作为计划生育工作队的负责人，杨正义也必须表明态度。他说：“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处理计划生育问题也必须合乎法律。我们要做到尽量少处理人，尽量合情合理合法，只有这样才能行得通。我建议依法对王大牛进行教育处理，让他正确认识并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全史进打断了杨正义的话，他说：“什么依法进行教育处理？还是那句话，计划生育是第一位的，由此引发的一切问题都是第二位的！”

    全史进、李爽爽和杨正义的意见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有的人赞成依法对王大牛进行合情合理合法的处理，但认为这样做太复杂。包括梁光跃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全史进的意见，认为依法处理不如快刀斩乱麻，对王大牛实行结扎手术最经济实用。

    面对两种不同的解决思路，赵永明陷入两难之中。但这是一个需要决断的问题，他必须展现领导能力。赵永明最后总结道：“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有决策都必须符合法律，但计划生育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处理王大牛的问题既要符合法律，又要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对王大牛采取计划生育措施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既能起到警示作用，又不会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感。”

    联席会议最后一致同意将王大牛送到医院做结扎手术，大家认为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等到哪天王大牛结婚的时候，还可以帮他实行输精管疏通手术，保证他能够正常地结婚生子。当然还得对他进行严肃的法纪教育，也要求他为今后生活着想而保守自己已经被结扎的秘密。

    在这次划时代的会议作出这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之后，杨正义反复思考了这个平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复杂问题。他深刻地感受到了传宗接代的传统意识是多么顽固，它居然成功地挑战了人类伦理道德观念的底线。杨正义既为那些“借种”妇女的丈夫们感到悲哀，他们为了要个男孩，宁愿自己的老婆与别的男人上床，完全不顾个人尊严和社会公德；同时又替王大牛悲哀，一个高中毕业生居然是一个道德和法律方面的盲人，敢于公然践踏道德和法律。现在王大牛尚未结婚即被强行送去医院实行绝育手术，这实在是一个流传千古的莫大笑话。

    处理了王大牛的问题之后，杨正义再次把曾思儿的问题提到重要日程。作为乡计划生育工作队的负责人，现在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做好曾思儿的工作，曾思儿的老婆已经怀上了第三胎，并且已经有了六七个月时间，如果不尽早去做计划生育手术，不仅影响乡里的计划生育工作，而且对他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有影响。杨正义别无他法，只能通过自己的智慧做工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