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归来，闲聊时，冯市长如此发问。

    “送礼之风，自远古即已有之，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常识性问题，自然难不倒黄一平。既然是无事闲聊，又是冯开岭出题，他正好借机显示一番N大的史学功夫——古人一向崇尚“非礼勿施”“礼多不怪”，但这种纯粹精神层面上的礼仪，渐渐被金钱物质之礼所替代，且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力抑制送礼贿赂恶习，不惜苛刑重典，包括剥皮抽筋之类的刑罚无所不用其极，可终究无法根治这一顽症。到清一朝，送礼不仅常见官员日记、信件、公文，而且在上呈皇帝的奏章中也多有记载。那时，仅仅属于法律规章许可、规定的礼数就有多种，比如，参谒上司，须备见面礼；凡遇年节，要送节礼；生辰喜庆，必致贺礼；题授保荐，当呈谢礼；升转去任，聊赠别礼。据史书披露，到康熙朝后期，一个两江总督，仅上任时收到的“见面礼”就有一万多两银子，相当于400多万元人民币。而且，那时送礼，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叫“敬”。当时的地方干部离京时，送给朝廷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银子叫“别敬”，夏天让上司购买清凉用品的钱叫“冰敬”，冬天添置取暖用品的钱叫“碳敬”，给领导妻女的称“妆敬”，给正上学读书孩子的“文敬”，还有“年敬”“节敬”等等。什么样的官员一年里允许收几次礼，哪一级干部一任须送多少礼，几乎完全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皆心知肚明，且形成了某种必须遵守的规矩。凡事一旦成了规矩，事情往往一下就变得简单起来——上头不收不行，下边不送也不行。

    “这么说，如今送礼之风盛行，从历史角度考量，倒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倒具有历史文化的自然传承与延续。是这样吗？”冯市长又问。

    黄一平当即被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没有想到，自己刚才的一通宏论，竟然被冯市长巧妙利用，成为送礼陋习的一件华丽外衣。他内心里不能赞同这种说法，却又无法辩驳之，感觉是被偷换了概念。事实上，当今官场的这种送礼之风，已经远离古代那种情义、礼仪与规矩，更与文化扯不上边儿。按理说，上下级之间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有些礼节性钱物往来，当是情理中事。古人送礼讲究事出有名，名正方能言顺，受之也才泰然。比如，春节、中秋节送礼是表喜气，婚婚丧嫁娶送礼以示客气，现在则不然，什么端午、重阳、清明乃至情人节、圣诞节等等，只要找到借口就想着法子送。有权势之人，一年甚至可以庆贺几次不同日月、时辰的生日。相互有直接管辖隶属关系者要送，没有这种关系却有利用价值者，也要送。以前送点土特产品都要遮遮掩掩，现在送黄金、美钞、人民币都是直来直去。早先几年，举国城乡流行一句“跑部跑省”的口号，后来又直接演变成“跑部钱进”，是谓县、市一级基层官员，跨过市、省这类上一层级，直接到京城里找国家部委，通过同乡、同学、朋友之类关系，批项目、要资金、拉关系、觅好处。很多地方因此而尝到甜头，便拨出专门费用、人员、经费，全力以赴放在这种跑和要上，从而滋生出更大范围、更为严重的送礼之风。中国文字中，看望、拜访之类词句本也文雅，可在官场里一番浸染，渐渐就违了本意、变了味道，成为送礼行贿的隐语。而且，如今官场之礼，远不像古代那样有规有矩。这种没有规矩的滥送，往往比那些规矩来得更加可怕，也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亵渎。

    可是，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黄一平的送礼观亦然。自从到市政府工作，特别是做了冯市长的秘书，耳闻目睹乃至亲身参与了种种送礼过程，黄一平渐渐明白，送礼不仅是中国漫长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当今中国官场的一个有机组织，已经渗透到包括官场在内的中国社会的每一根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