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里一直有个小九九——他现在离开市府，一般只能安排副处职。冯市长分管的机关部门里，像规划局这样的单位专业性很强，知识分子与专家轧了堆，一旦有了什么矛盾，于他这个外行的副职肯定不利；国土之类的省管部门，人事、财务等权限全在省厅，市里管不到也就不会多管，到那里很难再出得来，等于是变相养老；至于城建、交通这类大局，虽说都是权力很大的部门，可现在去了终究只是个副局长，权力集中在局长手里，有权等同于无权，不如暂时不去。如果现在主动要求到县、区做个常委或政府副职，在领导面前显得有上进心，在机关同事面前也不是多么显山露水，等三两年一过，如果干上党政主官的希望不大，再回到机关说不定就能谋个正职的位置。何况，县、区毕竟相对独立，比起机关委局来自由度更高，权力运作的空间也更大。

    “也好。那就这样定了吧。”冯开岭点点头，算是赞许。

    “最后如何定，我还是听从冯市长您的安排。”黄一平绕了一个大圈子，把自己的想法充分表达了，最终又卖了一回乖。

    事实上，对于自己的这个未来去向，黄一平曾经有过很多规划。只是，处在他这样的地位，人微言轻身不由己，本人的定位再准确、愿望再迫切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心甘情愿把自己交给领导，由冯市长亲自拍板定夺了，一切才可能最终实现。

    联想到不久之后，自己将脱离做了十年的秘书岗位，进入到某个期待中的权力核心，也像身边的冯市长这样权柄在手、指点江山，那该是何等的豪迈与痛快！因此，黄一平心想，当初多亏选择了秘书这职业，这才会有如此锦绣、光明的前程。

    秘书这个行当，看上去风光无限，其实只有身在其中并历尽甘苦者，才能品其精髓、得其三昧。黄一平回想起当年在大学，读过的历史书籍中，多有对古代师爷、幕僚的专门描述。那些师爷、幕僚，大抵类同于如今的秘书。在古代，一般官府的师爷、幕僚，通常是在当地颇有文名的落第秀才中挑选，若是官居一二品的尚书、总督一类大员，其幕府则可能就是更具具才华的举人、进士。而且，那些幕僚、师爷在官府的地位都很高，吃饭、看戏、接客常常与主人平地平坐，礼遇几可等同于家人。因此，江浙一带文风旺盛之地如浙江绍兴、江苏虞山一些地方，素以状元辈出闻名天下，同时也以盛产师爷而举国皆知。清朝一代，绍兴师爷甚至在京城形成了一个势力不小的族群，党羽遍布各个官府衙门的掌门人物之侧，惹得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深感恐慌，最后不得不借助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狠狠整了绍兴师爷党一个屁滚尿流。那时的师爷，多以此为终身职业，若是有幸伴得李鸿文、左宗棠、曾国藩之类的名臣，同样可以随之名扬天下，享得人间富足安逸之极乐。

    等到进入现代，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秘书队伍迅速膨胀乃至蔚为大观，同时又不免有些鱼龙混杂。就说眼下，且不论那些为民主事、请命的党政机关，但凡是称得上一级组织、团体者，甚至哪怕只是三两个人的皮包公司，那些长字号、总字号首脑人物后边，必有拎皮包、端水杯的秘书随侍。尤其那些男性官员或老总，如其秘书前边再加个女字，那就又多了一层暧昧甚至情色的味道。于其中多数人而言，秘书不过暖身之衣、饱腹饭碗而已。当然啦，堂堂政府机关秘书如黄一平辈，情况又有不同，人家所在机关、服务对象并非一般，自身能力、水平、档次在那里摆着，自然不是社会上一般的杂色水货所能同日而语。不过，话又说了回来，不管档次有多了不起，服务的机关多大、领导级别多高，秘书也还只是个秘书，这个职业终究只宜过渡，做得再出色也只能作为通向仕途的一块跳板。平常闲聊的时候，冯开岭就经常告诉黄一平，北京某某、省里某某，别看如今都是身份显赫的要员，出则前呼后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