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类官员真正能在上边露脸的机会很少。在此情况下，一方面，报社、电视台纷纷出台了很多显规矩、潜规则，名曰规范政务性报道，实质限制几大班子副职的活动报道，并将后者统统定性为“一般政务”。另一方面，副职领导们又特别在意自己参加的会议、视察、接见、讲话，以及分管范围内工作的见报率，不仅要求报纸、电视上报道及时，而且还很关注位置、体量，以显示其职责的极端重要性。如此一来，像黄一平之流的秘书，自然就要频繁与媒体交涉。

    懂得中国媒体现状的朋友都知道，像阳城这类地级城市，日报、晚报、电视台等几家主流媒体，因为偏居一隅少有竞争的关系，内在质量虽说一般，可垄断性却特别强，自我感觉也特别好，除了市里两个党政一把手以及分管副书记、宣传部长之外，对其余领导基本不太买账，尤其政府副市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之类，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极低，有时甚至需要借助私下交情。因此，黄一平之流同媒体交涉，多是仰人鼻息，看人脸色办事，有时就像一只关在风箱里两头受气的老鼠，既要被领导训斥，又要受媒体人冷眼。特别是遇到日报总编、电视台新闻部主任这类实权人物，不得不低三下四点头哈腰，有时还难免遭到羞辱。

    黄一平自从做了廖市长秘书，这种境况便有了天壤之别。当然，为报此前的一箭之仇，他也不惜做了回小人。

    阳城日报的那个总编向来很牛，当年黄一平跟随冯开岭时，有时需要关照一下，比如稿子用得及时一些啦，位置好一点啦，删得少一些啦，等等，十有*商量不通。那个总编仗着与副书记张大龙关系密切，动不动就拿报纸的属性做挡箭牌，说什么报纸乃市委机关报，着重是服务市委主要领导。那时，冯开岭虽说也是常委，可在阳城官场排位并不靠前，黄一平作为一个科级秘书就更加没有多少发言权。后来，冯开岭被调走，黄一平下放党校，报纸上居然刊登杂文不点名地冷嘲热讽，这事即使不是总编指使或亲为，他作为把关人也至少应当知情。黄一平重回市府后，新账旧账一起算，先给了这位总编一个下马威。

    身为新任市长廖志国的秘书，黄一平特地翻出近期报纸，把有关政府方面的报道找出来，先是从数量、位置、块头等几个外观层面上，与市委、人大的报道做了横向比较，找出若干差距。接着，又从文章的标题制作、文字表述、图片拍摄等几个内在层面，挑出了不少欠严谨、细致的毛病。他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报告廖市长，立即引起了后者的严重关切，授权他出面与有关方面交涉。黄一平得令，马上拿着报纸找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说：“对于近期政府方面的报道，廖市长非常不满意。这些稿件，有些文不对题，有些话廖市长根本没有这么讲，到底是记者写稿出错，还是总编审查不严？廖市长希望，对于前一阶段的问题，要有个明确说明，以后这类重要报道必须加强审稿。”

    上边这段话，固然是廖志国的原意，可多少也是气头上的过激话，通常情况下说过也就罢了。可是黄一平既然想治一治那个总编，就得拿了鸡毛作令箭。宣传部长也弄不清具体情况，只好回应说：“好的，我马上通知报社传达、落实廖市长指示精神。”

    这一落实，报社那边就惨了。宣传部长亲自坐镇报社，对照黄一平提供的那些报纸，一一加以检讨反思，最后由报社写出一份书面检查，总编亲自到市府请罪。至于稿件审查，宣传部长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涉及廖市长参加的重要活动，尤其是发表了重要讲话的，一律送交黄秘书审核签字方可见报。作为政府主官，廖志国本来活动就多，又喜欢在各种场合讲几句，至于那些讲话是否重要，普通记者哪里敢做主？自此之后，所有报道不拘长短，全部送审。稿子一旦到了黄一平手上，明明可以立即送给廖市长审阅，或者他本人就能签字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