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汲取吧，类似的集资全要停下来，包括你们平州！”裴一弘不服，争辩说，“您和省委为什么就不能顶一顶呢？”刘焕章脸一沉，“顶什么？要顾全大局，要有牺牲精神！”又说，“裘少雄、邵泽兴倒下了，再派一批敢死队上去嘛！省委已经决定了，由白天明任宁川市委书记，赵安邦任代市长，我代表省委送他们去上任！宁川的自费改革没有错，自费改革的路还要走下去，不能因噎废食。对裘少雄、邵泽兴的组织处理是必要的，可这并不意味着我和省委变得谨小慎微了！只关心头上的乌纱帽，不愿探索也不敢探索的同志，省委要请你让路；在探索中如果出了问题，省委日后还要处理！”裴一弘说，“您和省委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刘焕章不悦地说，“你这话说得不对，马可以吃草，但不能吃地里的青苗，违规就要受罚！”

    当时，省内许多干部对裘少雄、邵泽兴都很同情，认为刘焕章和省委太不讲理，翻手云覆手雨，没保护干部。裴一弘先也这样看，后来却渐渐想通了：刘焕章是一个经济大省的省委书记，不能以妇人之仁影响宁川乃至整个汉江未来的改革大局。刘焕章和当时的省委虽说对不起裘少雄、邵泽兴，却对得起历史。事实证明，白天明、赵安邦这个班子是前仆后继的班子，尽管他们也在其后又一场政治风雨中倒下了，白天明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他们拼命杀开了一条血路，让宁川走进了历史性的黎明，给宁川带来了十几年的超常规发展。今天，一个崭新的大宁川奇迹般地跃出了东方地平线，构成了汉江省最亮丽的一道改革风景线。

    宁川下属六市县的私营经济也不动声色搞上去了，三年迈了三大步，支撑起了宁川经济的半壁江山。这得力于整个班子的开明思维和大胆的“迷糊”，在反和平演变的调门越唱越高、四处风声鹤唳的气氛下，宁川市委以“不作为”的表象为私营经济的成长创造了宽松环境。赵安邦、白天明和下属六市县的头头达成了一个默契：有的事只做不说，有些事只说不做，搞得民营工商业一片火爆，包括吴亚洲的亚钢联在内的不少著名民营企业，都是九十年代初从宁川起步的。

    这就引起了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北京权威人士郑老视察后说，宁川的改革姓资不姓社，除了一面国旗，已经嗅不到多少社会主义的气味了！刘焕章又一次面对着既折磨灵魂又令人揪心的抉择：白天明、赵安邦被糟糕的政治形势围困了，他和汉江省委是不是该狠下心让这个正在创造奇迹的班子倒台，把他们撤下来？撤下来后又该怎么办？是否再派一批敢死队上去？据裴一弘所知，刘焕章和省委曾考虑过将他和省经委的一位副主任派上去。然而，当时形势真是看不清啊！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代表着两种不同抉择方向的政治社会力量在公然对峙，僵化保守的政治势力占着上风。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刘焕章没敢贸然行事，决定先派收容队上去。于是根据那位郑老的指示，主持召开了专题研究宁川问题的省委常委会，将赵安邦和白天明双双免职调离宁川，另行安排工作；派于华北为省委工作组组长，到宁川搞整顿，同时兼任市委代书记临时主持宁川工作。在许多人看来，赵安邦这回是真完了，他和白天明的宁川班子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连刘焕章和省委都没能保住他们，删除已成定局。

    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赵安邦和白天明也认为自己的使命结束了。撤职回到省城后，裘少雄和邵泽兴为他们接风洗尘，两届倒台班子的四个主要成员，在同气相求、英雄相惜的气氛中，喝了四瓶白酒，一个个于壮怀激烈中潸然泪下。据赵安邦事后回忆，白天明当时就毫不忌讳地说，焕老瞎了眼，于华北搞不好宁川！

    其实，刘焕章的眼没瞎，更没想过把未来的大宁川交给一个只会照本宣科的管家婆。裴一弘当时就看出来了，于华北既是作为收容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