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也火了，“小赵县长，你拍什么桌子？这账没什么好结的！泡水的五万只纸箱是次品，请小老板拉走，欠的四万多顶罚款了，差几千块我也不向他要了！”

    碰到这样不讲理的赖皮，你真是没办法。赵安邦被迫找到了分管副市长于华北。于华北问明情况后，和马达谈了三次，总算帮吴亚洲要回了四万多元，那五万只纸箱的货款却一分钱也没要回。于华北对此并不恼火，反倒当着赵安邦的面表扬马达说，安邦啊，你也得理解马达嘛！马达这样做是对国家负责，有这样的好厂长，这个山河电视机厂大有希望啊！赵安邦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暗自冷笑：还大有希望？有什么希望啊？这么不讲商业道德，马达和他这个厂只怕不会有啥好结果！

    赵安邦后来也想过，马达能在陈同和、于华北手上提上去，恐怕就与此有关。在陈同和、于华北看来，马达个人品质和道德无可挑剔，爱厂如家，生活简朴，很有责任感。然而，他们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就是马达这类同志对社会信用、对经济秩序的责任意识。马达没有这种责任意识，他的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是分裂的，这种分裂，使得他们对市场游戏规则极度漠视和轻蔑。在经济短缺时代能得逞一时，在经济过剩时就要吃大苦头了，决无成功的道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吴亚洲和亚洲集团到底还是在宁川崛起了，而马达和山河电视机厂则成了过眼烟云。

    赵安邦再没想到马达会找到共和道8号他家来。自从离开文山，不论在宁川还是在省城，马达都从没上过他家的门，也没单独向他汇报过工作。凭心而论，这倒是马达的一个长处，陈同和当年那么器重他，他也很少到陈同和家串。因此，赵安邦看到马达不免有些意外，“哎，你这同志怎么突然来了？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马达也很意外，“咋没打招呼？赵省长，钱……钱市长没和您说起过吗？”

    赵安邦有些茫然，“钱市长和我说什么？说你找我？没这事啊！”

    马达咕噜了一句，“这……这个钱胖子，又坑我了！”说罢，结结巴巴地解释起来，“赵……赵省长，真……真是钱市长让我来的啊！我知道您工作忙，本来不敢打搅您，可……可钱市长非让我来，说您一直对我很关心，我……我想也是，文山这一摊子事也真得向您认真汇报一次了，这……这才过来了……”

    赵安邦笑了，“老马，说这么多干啥？来就来了嘛！坐，坐吧！”

    马达如获大赦，小心坐下了，半个屁股搭在沙发上，上身没敢往沙发背上靠。

    赵安邦给马达泡了杯茶，“我搬到这里，你马副市长还是第一次来吧？”

    马达很拘束，双手接过茶杯，“是，是，赵省长，几次想来看您，又没敢！”

    赵安邦说：“怎么会呢？你还有不敢的事啊？当年抗命迁厂你胆子多大啊？”

    马达笑道：“赵省长，那不是因为有您的大力支持嘛！您当时担了多大的风险啊？没有您，我今天还在大西南呆着哩！”马达一往情深地忆起了往事，“赵省长，您还记得吧？在大众浴室，咱们头一次见面，钱市长激动得都摔了个大跟斗……”

    赵安邦意味深长地接了上来：“是啊，是啊，这怎么会忘呢？那时我和钱市长落魄着呢，为把你和3756厂拉来，拼命巴结你，好话说尽，笑脸赔尽，裤衩都没穿，就坐在浴池旁和你谈判了，是不是啊？老马？”

    马达有些窘：“谁……谁这么胡说八道，败坏领导的形象啊？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我和钱市长都可以证明嘛，谈判是在洗完澡后吃夜宵时进行的！”

    赵安邦说：“哎，马达，我怎么听说就是你在败坏我啊？败坏了好几年啊！”

    马达不安地搓起了手，“赵省长，我……我真是跳到黄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