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偏执狂，形成了一个自洽的系统，不承认外部的真实性和客观真理：谁质疑我就是阴谋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服我放弃我的看法。同样的，克雷有可能非常聪明，我不怀疑他的智商比我高，但他的心灵存在破绽，在根基上就不对劲，因此他无法做出我能做到的事情（哪怕多么卑微）：真的写出点什么东西。以作家而言，克雷只生产了几封信而已。以艺术家而言，他创作了几张恐怖的照片，剩下的那些都乏善可陈。

    倒不是说作家和艺术家不可能是疯子。道理大家都明白。也许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疯子。艺术自古以来就是个疯疯癫癫的行当。但我认为写作需要的是理智，是理智拼命想拯救世界不至于遗忘，生命不被死亡吞没，将一切都记录在纸张上。是什么东西希望拯救万事万物，想带上无论好坏的所有人和我们一起前进？除了爱，还能是什么？我们这些写类型小说的，还有我们的侦探和杀手，我们的吸血鬼和外星人——也许正因为这个，我们才会一次次返回同样的故事，就像孩童抱着他最喜欢的沾着糖水的书籍：一次次重述相同的故事，直到最终的圆满；给我们为自己的思想建造的屋子增添新的房间，每天早晨从闹鬼的树林里抱回一把新鲜的悲哀；创造出手拉手的连串小人，永无止境的分叉树木，供鬼魂居住的书本的玩具城市，以故事的形态体现的执着——系列小说。

    列车回到纽约，我被这些念头弄得疲惫不堪。列车穿行于后巷和隧道之间，我的思绪不由得飘向过去——童年时光。不是我的，而是克雷的。我半梦半醒地翻阅他讲述的杀戮起源。沙鼠，仓鼠，随便什么鼠。我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就是说不上来。转轮在我脑袋里原地疯转。细小的骨头在我嘴里像脆饼般折断。我在佩恩车站醒来，头痛欲裂，汗津津的右手攥着左手。

    我换乘地铁，回到地面过河时，天已经黑了，手机收到一条留言。珍妮。她和她丈夫讨论过。他们很愿意在下一期《破格子呢大衣》上刊登我那本书的节选，甚至当作一期犯罪专刊的中心文章，组织读书会、派对，宣传。虽说我已经有个不错的经纪人了，但他们跟他们的经纪人和编辑提了提，所有人都很想看看这本书。真是不难想象。

    回到凄凉的公寓里孤零零地睡沙发，不对劲的念头令我越来越害怕，我看见莫里斯还在打扫店堂，跑过去敲敲他的窗户。他放我进门，但拒绝了我绝望的恳求，不肯陪我喝一杯。

    “别在意，但跟你和那些异性恋喝酒对我影响不好。”他说，“再说我和盖瑞还有计划呢。不，你不能来。给你这个，希望你能开心。”

    他拿给我一把漂亮的鸢尾。

    “我的新作品。自己种的。就在我家后院。”他微笑着递给我。

    “天才……”我嘟囔道。

    “真的？”

    “天才。”我抱住他，踮起脚，亲吻他的两边面颊。

    “不客气。”他喊道。我跑出去，挥舞着紫色的花束。我沿着人行道跑回家，掏出电话打给汤斯。他已经下班了。

    “急事，十万火急，真的。”

    接线员不太情愿，但还是帮我转接电话，最后他终于拿起听筒。背景有电视的嗡嗡声，我听见吃饭的声音，刀叉接触碗碟，酒杯互相碰撞。

    “是我，什么事？”

    “汤斯，”我喊道，像是想不通过电话就让他听见我的声音，“我知道了。我知道他把头部埋在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