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季节，一般都是各级干部开会最多的季节。县以下这一块，没有很长时间的“两代会”，主要是开一些工作型的会议。先是各种总结表彰会，后是一些业务工作会，或者是二合一会议。这些陆续召开的会议，有些是重要的，有些是多余的，有些是加压的，有些则是轻松的。作为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最喜欢开的是一些总结表彰会，大多数都是县里职能部门召开的，往往有一定数额的奖金。不管乡镇的书记、镇长参加与否，只要奖到了你这个乡镇头上，党委书记、乡镇长肯定有份，“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结果”嘛，所谓“党委政府领导”，得看谁在领导党委、政府，结出的果子，党委、政府的头头就自然而然地先吃、多吃。所以，一个春季，从表彰会上，就可以捞到不少零花钱。

    不管上边如何开会，乡镇的工作各有自己的规律。“乡镇干部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尤其是这计划生育工作，属于“一票否决”的项目，搞不好就有摘掉乌纱帽的可能。所以，各级领导都是十分重视的，唯恐出乱子。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们国家最厉害的政策，之所以厉害，实际上是因为矫枉过正。记得小时候，介绍伟大祖国方面的文章，常常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自豪。那时候，国家采取的是奖励生育的政策，生了孩子，还要补贴布票、红糖票，生的孩子多了，可能成为英雄母亲。谁知过了几年，“六亿神州”很快增长到九亿人口的时候，有一个叫马寅初的中国学者，建议国家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此言一出，不合时宜，本土的老马因为“理论反动”被整得死去活来，西洋的老马因为“反动理论”遭到口诛笔伐。等到毛泽东下世以后，人口增长过快过猛的情况才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对人口生产开始进行严厉的控制。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最难控制的不是生育多少，而是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穷”和“生”伴生在一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如此循环往复。因此，治乱世必用重典。在改革开放以后，唯有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上下，最具有威摄力。各级喊出的口号就很吓人，什么“男人带套，女人带环，领导带头”，什么“撒下计划生育的天罗地网”，什么“宁可抓错一千，决不放走一个！”什么“一户超生，十户联保”，什么“要把超生户罚得倾家荡产”等等，层层下达“抓大肚、刮宫引产”的硬指标，动不动就抓人质，抬东西，挖粮食，扒房子，尤其是抓人质，往往不抓婆婆，只抓娘家妈，更显得生女儿太窝囊。随着处罚的不断升级，成效和矛盾也开始明显起来。

    乡镇一级一直处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前沿阵地，计划生育工作不仅成了乡镇工作的硬仗，也是乡镇政权可靠的财政支柱。大家浴血奋战，抓了一、二十年，仍然有许多问题。于是，上级对下级的检查就成了衡量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的重要途径。搞得好的，很少有什么表扬，搞不好的，先是“黄牌警告”，接着“一票否决”。被否决就意味着撤职，那对于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来说，是一种十分残忍的惩罚，谁敢凛然不遵！

    一般是到了春季，乡下的饮食男女因为农活不多，心闲身闲，夜里的娱乐活动就比较频繁，娱乐导致女人怀胎机率增加数倍，给计划生育带来很大难度，所以在这一时期里，从上边到下边，有各种抓法，乡镇的抓法是月月孕检，钉死每一个育龄妇女；上级的抓法就是开展一遍遍地突击检查，搞疲每一个乡镇。基层工作何其难哉！对于省、市级的抽查，是县、乡最头疼的事情。计划生育工作进入抽查阶段后，县、乡领导和职能部门枕戈待旦。为了防止下边作弊，市以上的抽查搞得都很神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在下来检查之前，带队的领导管定位，出发时从来不说要去哪个乡镇，完全是到了车上再临时动议。这就搞得县计生委和乡镇党委、政府疲于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