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涌的干扰排除之后，就是王天容态度太好的问题了，好到把不该交待的问题也交待了。比如前面说的她儿子和儿媳妇的问题，就属于不该交待的，她一交待，办案人员就不能不过问，而一旦过问，又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条款，这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吗？这还是小问题，大问题在后面。后面是王天容把有证据的问题交待清楚了之后，把没有证据的问题也交待了。

    这就是：侯峻峰先后向她行贿总共差不多一千万。

    侯峻峰不承认，根本不承认。

    侯峻峰最后非常老实地坦白：“每次生意做成之后，我都要给她送一箱水果。总共到底多少，我实在记不清了。”

    “就是水果？”

    “就是水果。”侯峻峰说。态度非常诚恳。

    “水果下面还有什么东西吗？”

    “水果下面还有什么东西？”侯峻峰问，“不知道。反正我是从批发市场买的，买来之后就原封不动地送给她了。”

    此后，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内，侯峻峰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就是送了水果，别的什么都没有。如此，案子就陷入了僵局。

    此时，樊大章的案子已经判了。

    樊大章的情况跟王天容正好相反。王天容是自己坦白的事情比办案人员事先掌握的要多，因此，整个办案过程其实是办案人员为王天容自己坦白的问题寻找犯罪证据的过程，或者是证实王天容所坦白的问题是否属实的过程。而樊大章不是这样，樊大章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犯罪行为，尽管他儿子在美国有别墅，但是儿子有别墅不能代表老子一定是贪污受贿了，况且，儿子在美国或新西兰有别墅的领导多着呢。所以，樊大章案子的整个办案过程事实上是动员樊大章主动坦白交待的过程。

    但是樊大章不是三岁的孩子，樊大章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总不能瞎编吧？假如瞎编了，不但给你们办案制造被动，也等于是陷害别人呀。”

    尽管如此，办案人员还是查出樊大章的一些问题，比如接受外国代表团馈赠的金笔和其他贵重礼物而没有上缴这样的问题，所以，办案人员用自己的行动验证了临港市老百姓的传言：先抓起来，然后认真查，多少都会查出问题。最后，果然掌握樊大章大约总共一百万的经济问题。

    “才一百万？”老百姓不信，“侮辱人吧。”

    不管是不是侮辱人，法律是要讲究证据的。查出一百万就是一百万，查出一千万就是一千万。樊大章的问题是樊大章的问题，樊斌的问题是樊斌的问题，不能因为樊大章是副市长，而且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就认定他儿子赚钱肯定不合法。至于有些人看樊大章的面子，在生意上关照樊斌，不能要樊大章来承担责任，至少不能让樊大章来承担法律责任。考虑到樊斌已经成年，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甚至不能谴责樊大章教子无方。最后，当然只能以事实为依据，按照一百万来给樊大章量刑。

    法院判樊大章有期徒刑八年，正好相当于他爸爸打日本鬼子的时间。樊大章不服，已经提请上诉。

    樊大章的案子已经判了，但是王天容还没有。没有判的原因还是因为她主动交待的犯罪事实没有办法得到核实，比如侯峻峰的那一千万。一千万不是个小数目，必须要搞清楚。

    侯峻峰的口供始终如一、无懈可击。如此，王天容的案子实际上就拖了一年多。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侯峻峰照样跟能源集团做生意，而且还是做煤炭的生意。可以这么说，王天容的出事，不但没有影响侯峻峰的业务，相反，他的业务越做越大了。因为自从王天容出事之后，她儿子郑小彤和儿媳妇蒲小元就基本上终止跟能源集团做煤炭生意了。但是，王天容的出事丝毫没有